“Podcast”（播客）这一概念诞生于2004年，是“iPod”（便携式苹果播放器）与“Broadcasting”（广播）的合成词。起初，播客是指经由网络和自动订阅系统（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接收和发送音频文件的一种网络服务[1]。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与传播内容的扩展流变，播客的内涵与外延得以不断丰富，越来越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多元、满足个体需求的数字化音频媒介形态，显现出成为主流叙事平台的趋势[2]。
得益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手机具备了“收听信息”和“信息制作”两种功能，为播客的制作与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区别于广播严格的制作标准和审核程序，独立播客制作人在内容创作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不必受到题材、时长、音质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近年来，多样化的播客作品大量涌现，不仅覆盖了小众、边缘话题，而且增强了与受众亲密感并提升了作品的真实性。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听播客、录播客、聊播客，尝试在播客中追寻心灵栖居地，在声音里构建“情感共同体”。
在《播客：音频媒体革命》（Podcasting: The Audio Media Revolution，作者：由马丁·斯皮内利（Martin Spinelli））一书中，我们得以窥见：播客独特的制作、传播、收听与参与模式，“播客现场表演”“播客新闻”“播客剧”等文化产品新形态；新闻伦理与播客修辞之间的张力关系；耳机所搭建的私人空间和沉浸式体验；围绕播客所形成的粉丝群体和交流社区；播客生态圈与新自由主义等。作者借助详实的案例研究与制作人访谈呈现出播客生态系统的全貌，并对播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辨析，引领我们跟随播客发展的轨迹，走进“播客研究”的新世界。
1.播客=广播？
当我们谈到“播客”的时候，几乎很难绕开“广播”这一传统的音频媒体形式。播客，是对广播的颠覆，还是广播的延伸？
从本书对播客的描述来看，其原有以及衍生概念的诞生，都夹杂着传统媒体的“影子”。从文化、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角度来看，播客也容易被当作一种过度营销的媒体形式。对照广播的发展历程及内容形式，播客似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创新。那么，播客的“革命性”究竟体现在何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播客不同于广播的11项特征：耳机收听、移动媒体、播放控制、受众参与、利基市场、社交媒体、创作自由、免费增值模式、无固定文本、无时间和调度限制。
具体来看，二者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经营方式上。广播时间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需要以秒为单位进行分配，并据此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收益。但在播客领域，节目时间不再是商品，取而代之的是听众的收听时间，“耳朵时间”成为竞争的商品。此外，二者的区别也体现在广播与播客生产模式的差异上，广播公司一般以行业报告等统计数据作为参考，研究某一类型或某一个节目的特定受众，依据他们的偏好和需求精心制作节目；播客虽然同样需要与节目审美和价值取向相一致的受众，但分众时代的到来和长尾市场的兴起，使得独立制作人不必预判或迎合多数听众的普遍品味。相反，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创作不受外界影响的、出于本能的、真实的个性化作品。这是因为播客制作人本身就是听众——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位听众都能在需要时轻而易举地转换身份，摇身一变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在播客中探索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2.自我赋值VS自我剥削
作者在书中以“Pro-am”形容独立播客最初的样态，它是职业生产者和业余爱好者的合成词。基于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和便捷的播客生产技术，许多人在作为听众的同时，也是播客制作者。他们大多将播客视为一种塑造身份、参与社区或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通过创作和分享播客，表达不同声音、参与社区交流。基于此，涌现出了大量的播客。这些作品或许蕴含了制作者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却很难从中获得回报，这主要是由于播客经济的免费增值模式。具体而言，播客产品大多是免费分发，收入则通过广告赞助和众筹、商品销售与现场活动等粉丝支持产生。显然，这种模式有利于那些已经成功的少数人，大多数人的时间和努力无法获得任何收益。
然而，在平台经济所塑造的“数字乌托邦”中，内容生产者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地点和便捷的生产、传播技术，并在创意劳动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控制权、自主性和成就感。其劳动产品不仅承载着互联网时代“一夜成名”的理想游戏，而且寄托着“海内存知己”的情感满足。即使面临无偿劳动的长期威胁，依然有一批又一批的创作者投身播客制作。对自我赋值的追求导致创作者走向自我剥削的囚笼。此种情况下，他们挣扎于持续的不安、压力和焦虑之中——弹性工作在激烈竞争中异化为随时随地的劳动生产，创造力在算法控制下扭曲为廉价的文化复制。作为“最不稳定的无业游民”，创作者难以抓住属于自己的“成名十五分钟”，却能迅速为平台公司实现价值增值[3]。在播客领域，由于用户需要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商店下载播客，且播客制作者必须在应用商店中获得“推荐”才有更多流量，导致未必每个独立制作人都能获得成功，但苹果、三星等公司都能从中获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播客都是为平台公司工作，它们建立并控制着播客行业，自我剥削在本质上是他者剥削。
那么，成为数字灵工究竟是追寻已久的自由，还是作茧自缚的牢笼？这一方面取决于创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异化、抵抗剥削的积极行动；另一方面依赖于对平台权力的规范，完善创作者权益保障制度，构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长潇,刘瑞一.从播客到移动音频媒体:赋权的回归与场景的凸显[J].新闻大学,2019,No.158(06):71-80+123-124.
[2] 史安斌,薛瑾.播客的兴盛与传媒业的音频转向[J].青年记者,2018,No.600(16):76-78.
[3] 燕道成,李采薇.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控制与博弈——以团购达人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2):128-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