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地震幸存的‘钢腿女孩’没躲过网暴”话题登上百度热搜。近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都发文报道了此事。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11岁的牛钰被埋3天3夜，她保住了生命，却不幸失去右腿。现在的牛钰称自己为“钢腿侠”，在网上乐观分享生活。

然而，近日，牛钰却发布视频自述其被网暴。在她公开的私信记录中，个别网友对其进行了恶毒的侮辱谩骂。有人说她“恶心”“活该”“博取同情”。

从“寻亲男孩”刘学州遭网暴后服药去世，到“粉发女孩”郑灵华遭网络谩骂后去世，到高三学生因在誓师现场热情发言遭言语攻击……语言承载的恶意，已不亚于真实的刀剑，网络暴力不断刺痛着人心，也挑战着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秩序。

网络暴力话题受到高度关注，今年“两高”报告涉及治理网络暴力的内容，“网暴”首次在最高检报告中出现。

在本文中，鲸平台对话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委会理事长张志安，一起探讨各个责任主体该在共同遏制网暴中承担的责任。

张志安教授聊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网络平台的“大局观”、媒体的“技术审慎”，以及至关重要，却极易被忽略的“公众媒介素养”。

网暴背后是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分化 

张志安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网暴背后的社会心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网络舆论环境必然很难治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准备与认知。

“网络暴力背后，是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网民教育背景、阶级层次、价值观念千差万别，很难在短期内针对有争议的事件达成共识，针对公共事件（尤其涉及财产、阶级、性别等议题），网络舆论注定是分化的。而一部分网民道德化程度较高，一旦有了观点冲突，容易扛起道德的大旗对不同观点进行‘打杀’，排解自身被压抑的部分。这种环境，是一种漫长且客观的存在。”张志安表示。

平台社会中，平台应有“大局观” 

在张志安看来，平台与媒体构成了“1+3生态系统“，“1“是互联网平台，内容的基础设施，承载着内容表达、内容连接、舆论生成；“3”是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个人媒体三类媒体。

在“1+3生态系统”中，人们的发言容易受到平台逻辑的影响。国内6大舆论属性很强的平台有：微博、百度、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小红书。有时候，人们习惯碎片化接触信息，用户年龄偏小，容易在特定议题中产生观点冲突；另外，网络暴力可能来源于视频内容断章取义，以及配乐带来的情绪传导。

“互联网平台需要在用户自由表达和内容审查找到平衡。这种平衡需要平台牺牲一部分商业利益，也就是牺牲流量。平台可以享有热点事件带来的流量，公众表达活跃度越高，平台生态就越丰富。但是，当今媒体环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平台社会，平台所承担的角色如此重要，平台需要有大局观，有一点牺牲意识。平台能做的事有很多，包括对过激词语的拦截和劝导，对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话题进行限流和管制，用更严苛的标准处理网暴用户等。”张志安表示。

主流媒体起把关、报道、监督三层作用  

张志安认为，应对网络暴力，在“1+3生态系统”里，主流媒体责任最大，起到把关、报道、监督三层作用。

他结合主流媒体介入网暴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以“钢腿女孩”牛钰遭遇网暴事件为例，3月28日，牛钰遭遇网暴上热搜当天，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都就此事发文，力挺牛钰并呼吁：拒绝网络暴力，让“按键”不再伤人。

这些媒体在文中分享了牛钰踩着“机械小钢腿”亮相上海时装周、参加汶川马拉松、当选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做自媒体呼吁社会关心关爱残障人士的生活记录，肯定了牛钰积极开朗的生活态度。

主流媒体快速反应，介入暴力，亮明观点，引导舆论向善，这便是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反之，主流媒体介入事件后，如果报道出现了哪怕细小失误，都会造成报道有偏颇，加剧网络暴力。

以刘学州去世遭质疑事件为例，刘学州生前转发评论了某主流媒体报道的，关于刘学州被母亲拉黑父亲出面指责刘学州向他们要房一事。报道内容发酵后，刘学州在网友眼中成了一个“多次要求父母为其买房，威胁亲生父母和现家庭离婚”的自利小孩。

张志安认为，从具体操作上看，媒体引用当事人的说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专业要求上看，媒体报道出现了瑕疵——事件本身关注高，双方又处于矛盾中，媒体本该预见，任何一方的说辞，都会给另一方造成压力，却在未向当事人刘学州核实的情况下，便直接发表了刘学州亲生父母叙述的内容。这是没有发挥好把关作用。

张志安认为，严谨的处理方式是，对可能引发争议的事件，媒体应采集多方回应，尽量求证，切忌采集片面回应进行报道，从而激化矛盾。

公众媒介素养与“自救意识” 

张志安告诉小鲸，有一件事很值得讨论，却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公众媒介素养。网暴’的风险没有被普及给大众，这是一种缺失。

“很多当事人忽略了，当自己去发帖、做自媒体，产生的流量会附带争议，而争议也会附带网暴风险。在某个极端追星案例中，法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自动卷入型公众人物’，很多普通人因为偶然事件，卷入大众视野，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很多发声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以‘粉头女孩’郑灵华为例，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这位女孩患有抑郁症。本身患有抑郁症、基础疾病的人将自身置身于镁光灯下、舆论场中，这类群体一旦被网暴，受到的打击是成倍的。如果一定要发声、露面，那也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处理好在网上能被搜到的生活痕迹。而当网暴可能发生，还要去及时自救，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关闭评论和私信，切断别人施暴的‘通道’。这不是被害者有罪论，而是要告诉普通人们，当你选择拾起舆论这个工具，便要准备好应对风暴的铠甲。”张志安说道。

强制力量只能来自国家法律法规与平台惩治

张志安提到了媒体监督的局限性——媒体往往只能介入已经有了一定热度的事件，然而，网络暴力就如同生活中的暴力无处不在，媒体的监督很难“帮衬”到每一位普通人，这也是张志安强调“公众媒介素养”和“平台大局观”的原因。

对网络暴力的强监管，只能来自国家法律法规与平台惩治。据小鲸查证，近年，相关部门愈发重视“网络暴力”议题，并加强对其的监管与治理。从法律层面建立整治网络暴力的制度体系层面，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建议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李东生从2021年就开始建议加大网络诽谤的治理和惩罚力度，2022年则建议国家针对网络暴力专门立法。

往年全国两会，其他代表委员也曾就整治网络暴力问题发声，2022年全国两会上，张雄等40位代表也曾向大会提交联名议案，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

2023年3月，网信部门指导多家重点平台，集中发布防网暴指南手册，从风险提示、一键防护、私信保护、举报投诉等多个维度，帮助网民快速有效防范网暴侵害。

2022年11月4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当月各重点网站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治机制，拦截清理涉网络暴力信息2875万条，提示网民文明发帖165万次，向2.8万名用户发送一键防护提醒，从严惩处施暴者账号2.2万个，有效防范热点事件网络暴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