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浪潮汹涌而来，传媒业深受冲击。发生了什么？还将发生什么？主流媒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事关成败。正确答案必定出自追溯5G源头，追究变化根由，追问实际应用。

过去十余年，作者任职于广电集团，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最近数年，作者深入研究媒体融合之路。作为底层技术力量，5G趋势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本书就是其阶段性成果。

将宏大视野与具体应用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对5G由来和趋势的深入分析，为传媒应用构筑了动态演变的视角，不论如火如荼的应用如直播和短视频，还是逐步兴盛的应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都有了进化的意义。

作为第一本全景阐述5G传媒应用的专著，本书的独特价值有三点：作者的观察视角、传媒的5G应用以及翔实的案例解读。无论身在传媒圈，还是传播界，只要你关注前沿，本书都值得一看。

精彩书摘

5G将给主流媒体带来什么？

4G时代，媒体“分而治之”的格局被打破，媒体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

然而对于数据体量、终端规模更为庞大的传输而言，4G网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手机、终端设备密集处易发生卡顿甚至掉线，对超高清视频的带宽支撑严重不足，多通道直播的清晰度和稳定性有待提高等。

美国媒介环境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的概念，认为媒介的发展进化过程就是新媒介对旧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例如，电视是对广播没有图像的补救，录像机是对电视稍纵即逝的补救，而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各种传统媒介的改进。

按“补救性”理论进行分析，媒介底层技术也在不断迭代中进行着补救，可以说，后生媒介的补偿效应本来就是建立在底层技术的补偿基础之上。例如，有了卫星传输技术，才会出现可在全球范围接收、实现传播空间补救的卫星电视；有了带宽技术的不断升级，互联网对传统媒介的补救作用才得以越来越充分地发挥。

在同等覆盖密度和正常状态下，5G的登场将从带宽、速率、时延、能耗等全方位弥补4G的诸多短板，使移动通信技术作为重要的媒介底层技术从3G时代的奠定、4G时代的稳固走向5G时代的核心位置。

从1G到4G，移动通信网络承载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连接，而5G时代除了人人连接得以强化外，还通过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的构建扩展到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5G为一切连接提供了核心纽带，驱动了智慧社会、智能时代的来临。

在技术上，从1G到4G采用的都是封闭性的通信网络架构，而5G硬件采用的是通用服务器架构，和互联网高度相通，计算和通信开始融合演进，因而更为开放灵活，能够满足差异化的社会需求。人类正进行适配特定场景、为用户提供精准智能服务的Web 3.0阶段。

总之，5G作为移动通信技术的又一次迭代，将使大量新兴应用、新兴形态、新兴平台、新兴模式在其所提供的肥沃土壤中孕育萌发、成长壮大，推动媒介生态的又一轮大变革。

2019年被称为中国的5G商用元年。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国内四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5G商用牌照，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中国成为继韩国、美国、瑞士、英国之后，全球第五个开通5G服务的国家。

近年来，随着5G逐步走向商用，关于5G与传播生态、5G对传媒业影响的议题广受业界关注，也是学术热点之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我国正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5G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及核心基础设施，地位进一步提升，获得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这为传媒业探索和开拓5G应用场景及相关业态、促进自身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书立足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探究5G时代的传媒应用与发展路径。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这一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在我国，主流媒体有着特定含义，通常是指以国家通讯社、党报、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网站为核心的中央和省级媒体机构。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主流媒体总体上呈现的特征是：报道内容权威，传播范围广泛，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公信力强，且具备一定的市场垄断性，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广义而言，主流媒体也可泛指各类体制内的媒体。

然而如前文所述，从3G到4G，近十余年来媒介生态巨变，主流媒体的地位已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市场垄断被打破，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反过来也限制了内容的生产传播，主流媒体边缘化已成为一种切实的忧虑。

面对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并非易事。

有研究者指出：“5G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更快的通信速度，更预示着传媒业态的进一步改变和重组：新媒体用户的行为特征将发生一系列改变，更多媒体用户从传统媒体流向新媒体，手机视频新闻也将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方式。”主流媒体在通过媒体融合提升传播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审视自身的盈利能力、造血机能。

”实践证明，意识形态是媒体的灵魂，文化是媒体的躯体，而经济是媒体的血液，拥有并影响到大多数受众、具有强大造血机能的媒体才是有竞争力、领引力的主流媒体。”

2014年以来，传统媒体都在实施媒体融合战略，经营收入趋向多元化,新媒体领域的收入有所增加，传统广告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总体而言，很多主流媒体的经营形势不容乐观，亟须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传播技术的变革从来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对于主流媒体而言，5G商用将带来什么？利用5G寻求新增长点的路径何在？错过4G红利的传媒业怎样抓住5G契机促进融合转型，避免雪上加霜、加速衰落？这应当是从业者、研究者和管理者心中都有的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在应用场景上，5G的增强型移动宽带将很大程度地解决超高清视频、VR/AR等大体量数据文件的传输瓶颈，从而促成一系列新兴媒介应用场景的落地，但盈利模式仍待探索；

在生产方式上，5G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升级的赋能将有力驱动媒体智能化进程。机器生产内容以及更为先进的智能生产内容(Intelligence~geneiaied Content, IGC)有望全面走向普及，媒体从业者亦面临提升技能的压力；

市场经营方面，“万物皆媒”的前景将迫使媒体机构不再囿于过往以内容运营为主的业务范围，而是更为深刻地渗入其他经济社会系统中，在新的连接中提供多元化服务，建立商业生态体系，寻求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应当看到，5G在“补救”4G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因素，这是媒介技术进化中的常态。补救工作所带来的问题里还有如何补救新问题的挑战。解决第二级问题的新补救媒介当然会产生第三级的问题，如此等等。这就是宇宙及其各个方面普遍存在的“噪声”的另一种表现。5G及其所驱动的新应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噪音”，无疑也是一片热潮中需要重视和应对的。

作者简介

唐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高级编辑，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视听传播、媒体融合、纪录片等。曾长期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工作，历任电视新闻中心制片人、部门负责人、上海纪实频道副总监，有丰富的媒体实务经验。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约20篇，并著有《电视新闻市场竞争研究》《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