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是“粉丝圈”的别称，它源于个体对偶像的喜爱与依恋，粉丝是在对偶像的共同追随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共识的团体。造星方式的变革使得粉丝的权利被放大，数据成为衡量偶像影响力的关键指标。“粉丝经济”亦可称为裹挟着情感的“数据经济”，“饭圈”逐渐聚敛为集想象、情感及利益于一体的关系共同体。这一过程中，数据至上、数据权威的思维方式扭曲了“饭圈”的价值取向，污染“饭圈文化”，阻碍着这种文化的自我更新与粉丝经济的良性循环。

数据权威下的“饭圈”乱象

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原本值得珍视，五花八门的打榜和打投将粉丝的真诚嵌入数据转换为可逐利的“真金白银的爱”，由此滋生的乱象值得审思。

1.“情感劳动”的异化：从“追星人”到“打工人”。“情感劳动”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他认为情感由私人行为变为公共行为，感觉规则不再由个人自由裁量而需公开阐明，利润动机则“在情绪管理行为、管理情绪的规则和礼物交换之下悄悄溜了进来”[1]。在互联网经济中，粉丝经济与“情感劳动”的关系密切，詹金斯将其称为“情感经济”，认为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情感是驱动人们决策和消费的主要依据。[2]粉丝的“情感劳动”源自对偶像的依恋与“饭圈”共识的认可，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粉丝享受着由身份认同与幻想投射带来的愉悦。

“追星人”的初心是从“更好的自己”出发追寻美好的生活，各种榜单与数据反而成为异化粉丝无偿“情感劳动”的背后推手。贷款“氪金”以“冲偶像销量”，刷票“倒奶”以“送偶像出道”。非理性的消费与数据至上的追星价值观侵蚀着“饭圈文化”，粉丝也由“追星人”逐渐异化为“社会工厂”中的“打工人”。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数据，使之作为商品性质的偶像而产生，这一“商品”最终由粉丝买单。粉丝成为工厂中的关键一环，原本偶像背后所映射的“认同—奋斗—梦想”的系列概念被扭曲为“喜爱—数据—热度”的利益增值。

2.“粉随正主”的偏好：从“看群像”到“单向度”。“粉随正主”是对“饭圈文化”的调侃，意指粉丝与其偶像的部分特质相似，显示出偶像的重要引领作用。偶像由多类特质各异的人群组成，以满足大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需求。粉丝对偶像的欣赏倾向于一种“群像式”欣赏。数据逻辑下的“饭圈”出于有限数据输出与无限偶像产出的矛盾，“唯粉”发展成为主流。

“唯粉”即只“粉”某一偶像的粉丝团体，对于该偶像大多只有单向度的肯定评价。“唯粉”所统治的“饭圈”明确“站队”、区分“敌我”，相互抹黑与举报。其中，“唯粉”与“CP粉”（character pairing，即人物配对关系）之间的对立最为明显。出于热度与营销，“CP粉”逐渐成为可以与“唯粉”一决高下的新生团体。“CP粉”与“唯粉”之间的混战，以2020年肖战粉丝事件最具代表性。小说中的肖战被塑造为女性形象，羞耻与愤怒彻底引爆“唯粉”与“CP粉”之间的大战，“唯粉”迅速举报该网站，导致该网站停止国内运营。在这次论战中，不乏言语辱骂与“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混战中粉丝囿于单向度的“饭圈”评价不断强化同一种声音，对不同声音的抗争反而成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身份佐证，出现越撕越团结的恶性循环，微博平台中流量向恶的趋势明显。

3.“意图定点”的虚无：从“粉人设”到“踩人设”。社会符号学将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暂止点，称为“意图定点”。符号意义无法永远延续，每次暂时的停止就是意义的形成。[3]选秀节目为迅速圈粉收割数据流量，往往会给选手安排“故事线”，通过选手间的互动、选手参与节目的态度塑造出一个触手可及、真实可感的偶像。“故事线”所展演的偶像形象，也可称作偶像人设。

人设是偶像期望粉丝在“前台”可感的“意图定点”。在理想状态下，偶像可以借由人设的成功塑造顺利圈粉，粉丝则将通过投射在该人设上的幻想获取自我认同。在现实情境中，粉丝并非按照“意图定点”理解符号文本的“体裁读者”。随着“后台”信息的补充，如果偶像的后台形象与之前所塑造的前台人设具有巨大价值差异，粉丝会迅速地由“粉”转“踩”，出现偶像“塌房”现象。偶像的前台人设，是为迎合粉丝渴望在偶像身上获得的认同而塑造。这种认同并不是“镜像式”的对照，而是表现为一种“橱窗映像”。在商业逻辑的模糊与误导下，粉丝无法透过橱窗看到偶像完整真实的形象，只能看到数据与流量叠加之下的幻象。出于被欺骗的愤怒，短时期内嘲讽、辱骂甚至诋毁偶像的群体极化行为席卷“饭圈”，继而导致由情绪过度消耗所催生的自我认同投射在虚无人设上的意义凋零。

资方操控下的多方围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据权威化所引发的“氪金”无度、撕黑无休、网络暴力等“饭圈”乱象，是多种原因长期得不到有效疏通的结果。

1.偶像身份的双重关系化。在偶像“提纯”“唯粉”的过程中，粉丝也会反向“提纯”偶像。“唯粉”可细分为“妈妈粉”与“女友粉”/“男友粉”等类型，而妈妈、女友/男友的设定都是粉丝基于纯粹想象提纯后的“拟亲密关系”建构。在亲密关系中，粉丝的追星理念由对陌生人的平等性道德原则转变为熟人社会中的差异性品性美德，“氪金”便巧妙地从自由喜好转变为强制义务。粉丝间以偶像消费作为“粉籍”证明，以“氪金”多少表达喜爱程度。对偶像的劳动付出与购买消费不再遵循平等与自愿原则，而是带有道德束缚性的必须义务。

实际上，亲密关系将其中暗含的资本剥削掩盖在一种剥除了劳动、金钱、时间的“空中楼阁”式关系之中。粉丝对于偶像的喜爱本身是一种情感需求，“氪金”与做数据应当是自主自愿行为，然而亲密关系挤占了粉丝与偶像间本应有的间隙，这种间隙在资本的掠取中变成对粉丝剩余价值的剥削。与此同时，粉丝“氪金”或“情感劳动”所生产的数据，将直接与偶像获得的社会资源相关。粉丝对偶像的喜爱由“偶像能带给我们什么”转变为“我们能带给偶像什么”的资源兑换，即喜爱能否“变现”。在“数据—社会资源—偶像—亲密关系—粉丝”的双重关系闭环中，偶像借由亲密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双重捆绑维系着资本循环，并由此使得“饭圈”逐渐接纳只有“真金白银的爱”才是爱这一扭曲观念。

2.粉丝人格的被动资本化。康德认为，道德的根据在于作为实践理性的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结构，这同时也就说明道德并非来自任何外在的目的，而是以人自身为目的。既然人自身构成了目的，就说明人拥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康德称这种内在价值为“尊严”。[4]然而数据逻辑下的粉丝经济，粉丝作为“生产型消费者”被异化为资本复制资本的工具。

资本通过话语转换将劳动与购买隐藏在“发电”“撑腰”“助力”之中，将具有主体性情感需求的粉丝投入偶像变现的产业链。粉丝一方面需要平台账号为选手做数据，另一方面需要“氪金”送偶像最终成团。粉丝由此沦为资本复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偶像出道的最终价值指向。与此同时，资本也借由粉丝数据与“氪金”偏向不断揣摩着市场偏好。近几年的选秀节目偶像同质化严重，无疑是资本希望投其所好，复刻人设以更便捷的手段实现资本循环的结果。节目中选手以“甜美型”“御姐型”“努力型”“天赋型”“幽默型”等类别划分，当粉丝对某种类型特别偏好时，以这类选手为代表的故事线会更为突出以求抓住粉丝的心。在资本复制的过程中，粉丝的购买变为资金，喜好变为市场趋势，粉丝则由团体变为可复制资本的工具。粉丝作为人的主体性被有意漠视，外在目的超越内在价值被资本裹挟。

3.选秀模式的同一产业化。偶像养成类选秀看似各家欢喜，究其实质沿用的均是同一模式，不论是爱奇艺旗下的《偶像练习生》与《青春有你》系列，还是腾讯旗下的《创造营》系列，均是引进韩国101系选秀的工业化、模式化节目制作。101系选秀将票选偶像的权利通过“奶票”转移到粉丝手中。造星方式的变革使得粉丝第一次近距离参与选手的梦想，决定着选手能否站在大众面前接受检阅。权利赋予粉丝更强的使命感与荣誉感，粉丝自然地成为免费“工具人”与“数据女工”。类似于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按摩”的深刻观点，使命与荣誉的背负作为一种“情感按摩”，并不仅仅作用于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

“情感按摩”突出情感因素作为粉丝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在使命感与荣誉感的“按摩”下，粉丝忘却做数据的繁琐、“氪金”的压力，现实生活所遭遇的痛苦得到舒缓，全身心投入与偶像逐梦的乌托邦。然而这一乌托邦不是粉丝与偶像双向建筑，而是资本控场的结果。同一模式化的选秀下，是同一数据至上的产业链。在“偶像—粉丝—平台—广告商”的产业链中，更隐藏着诸如“代投”“代拍”“黄牛”等无数灰色产业链，各级产业链通过数据逻辑层层嵌套，已经难以厘清到底是粉丝因为喜爱偶像进行生产，还是各类产业通过数据预测反推着粉丝劳动；是粉丝对偶像的养成，还是资本对粉丝的养成。

逃离“甜蜜陷阱”：饭圈文化的合力归正

资方通过塑造数据权威，建构想象、情感与利益共同体与偶像符号化、粉丝资本化、选秀模式化的方式，设置“甜蜜陷阱”吸引粉丝无偿进行“情感劳动”与购买消费，并借由权利的转移实现对粉丝的“控制”，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粉丝不是无知无觉仅供操纵的工具，在反抗与归顺的过程中所滋生出的价值观偏差与“饭圈”畸形发展需合力归正，以重筑良好的网络空间。

1.驱散迷雾：警惕娱乐过度。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类似于“丰盛偶像时代”的一场“娱乐化选举”，各大平台每年推出的选手多达200位。选手拼尽全力展现自己的才艺以争取更多粉丝喜爱；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各大经济公司旗下明星花式安利自家艺人助阵，以哔哩哔哩、抖音为代表的内容平台则产出各类视频、吸引网友参与。一场多方共造的娱乐选秀充斥着网络公共空间，粉丝极易陷入“附魅”狂欢的氛围中难以自拔。

早在2006年《超级女声》开播期间，国家广电总局就对选秀节目予以多重限制，并针对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进行整治。随着网络视频平台的崛起，网络综艺节目受到网民的推崇，粉丝通过网络投票、线上集资的方式参与选秀。相比于严格的电视节目管理，针对各大视频平台的监管与把控力度则有待加强，同时非理性的集资消费行为也需注意规范。为重振“饭圈文化”，需借鉴电视节目管理经验对网络平台选秀节目的数量、质量进行把控。同时考察互联网传播特点，关注平台营销号的价值取向，避免为博热度而形成刻意引战。设置粉丝“氪金”的额度限制，避免超前消费以影响粉丝现实生活。通过对非理性的引导性消费行为的限制与过度娱乐化、商业化选秀氛围的警惕，以外部规范督促“饭圈文化”归正。

2.破除围困：规范品牌营销。资本连接粉丝的方式，是将偶像与品牌勾连。2021年的《青春有你3》和《创造营2021》均是由蒙牛下属乳业品牌所冠名。品牌冠名的实质是一场品牌营销活动，而营销的最终目的是刺激消费者购买。品牌营销应充分考虑品牌的内在价值理念与营销方式的统一，并有助于品牌内在理念与购买价值的双重提升。与此相反，偶像选秀中的品牌营销逐渐演变成一场变味的圈钱运动。品牌通过与偶像出道权利的捆绑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市场占有率，这种营销方式既不现实也无法长久。对品牌而言，其市场占有不是因其独特的使用价值，而是偶像意义下的符号价值。选秀结束，产品的价值与意义也随之消散。同时其原有品牌理念因选秀节目的重新赋予迅速泯灭，一旦出现极端行为，更使得品牌面临道德与经济的双重危机。2021年4月29日，一段中老年人将某偶像选秀综艺用以打投的牛奶倾倒入下水道的视频引发网友的强烈不满。5月7日，蒙牛就倒奶事件道歉，但网友仍批判其有将投票码印在瓶盖上诱使粉丝浪费的嫌疑。网友的指责既面向品牌的片面逐利行为，更直指企业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品牌作为选秀节目的主要投资方与明显受益方，其销量为先的淡薄责任意识无疑是围困“饭圈文化”数据偏向的重要诱导因素。品牌营销的规范化发展迫在眉睫，唯有市场监管与企业责任意识同步迈进，方能为品牌在利与义的衡量中增加人文关怀的砝码。

3.寻找绳索：重塑价值认同。粉丝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同时，也是一种隐藏着规范与秩序的道德共同体。2021年5月8日，在国务院举办的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上，提到将规范明星及其背后机构、官方粉丝团的网上行为，严厉打击非理性应援等行为。5月11日晚，多家经济公司与官方粉丝团发布“关于理性追星的倡导书”，呼吁粉丝理智追星[5]，纠正“集资应援过的才是粉丝”的扭曲观念、“黄牛”“代拍”“代投”具有市场合理性的价值取向，重塑“饭圈”认同与道德规范。

娱乐作为一种大众休闲方式，应充分表达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照，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应是一场双向奔赴，在前进的路途中粉丝与偶像共同成长。一方面偶像需不断提高自身技艺，以真才实学赢得粉丝青睐，注重道德修养，发挥公众人物的正向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粉丝要学会主动拒斥唯数据、唯流量的评判标准，明确数据是参照系而不是坐标系的理念。正向的“饭圈文化”应当促使偶像不断发光以“出圈”，给予粉丝努力过好现实生活的治愈力量，促使讨论多元、集体情感向善。在流量向善的过程中，“饭圈”的价值认同逐渐由原本扭曲的数据至上、“氪金”至上思维转变为理性的自我提升效力，以内部约束建设“饭圈文化”。

结  语 

“饭圈文化”的归正是需要多方合力协作、长期发展的过程。资本可以通过多方围困为粉丝打造来自偶像的“甜蜜陷阱”，粉丝则可以借由多方合力厘清并打破这一陷阱。资本之所以在粉丝经济中获利，依仗的是粉丝对偶像的依恋。但粉丝对偶像的爱并不是畸形的“供养”，而是自我治愈与自我认同的意义流动。数据至上与引诱消费会激化矛盾甚至形成舆论反弹，唯有建立在流量向善基础之上的意义流动才能让价值理性回归“饭圈”。

参考文献：

[1]Hochschild, Arlie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118-119. 

[2]王艺璇.网络粉丝社群中情感劳动的形成及其控制——以Moonlight站子为例[J].学习与实践，2020(10):110.

[3]赵毅衡.《符号学》[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4-185.

[4]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145.

[5]中国新闻网.多家经济公司呼吁理智追星，微博网，2021-05-12.https://weibo.com/1784473157/Kf5aaBF6I?from=page_100206178447315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1046245186.

（刘海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梦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