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理念始终贯穿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指导着不同时期媒体的新闻实践活动。“审慎”是一个哲学、政治学概念，是政治家的一种重要素质。政治审慎是政治家办报的核心要义，政治家办报尤需要政治智慧和谋略。政治审慎，一者表现为德性，二者表现为方法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中，政治家办报被赋予不同的政治承载，但政治审慎观念一直未变，其内涵既有全面继承，又有创新发展。几代党的领导人都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从全局/大局着眼，准确把脉政治形势，审时度势，为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找准定位，服务人民、治理国家，体现了政治审慎的哲学智慧和政治家谋略。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政治新闻学思想，“政治家办报”则是其中最重要、最富特色的核心概念之一。认识政治家办报，要从德性和战略层次的高度进行衡量与分析。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中国的毛泽东都提出过“群众政治家”的概念。对这个概念的发掘让我们认识到，政治家办报思想中“政治家”的真正内涵和高标要求。韦伯对以新闻工作者为代表的群众政治家的论述启示我们：既要弘扬职业政治家的审慎德性，又要坚持群众政治家“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路线。毛泽东也提出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时应该坚守审慎观念和群众性原则。由此，我们认为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政治审慎”。我们党的很多领导人始终如一地坚持政治家办报，也都同样体现了政治审慎的德性原则和策略方法。

一、审慎内涵及政治审慎理论的简要回顾

审慎（phronesis，prudence）是古今中外学者都讨论到的一个多领域概念。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东汉班固将“审”“慎”二字连用：“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汉书·于定国传》）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全面讨论了审慎对于美德形成的意义。他认为，明智/审慎是一种理智上的德性，它通过长期教化和培养而形成，能够化解未知的道德风险。人们的美德就是审慎选择的结果，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也可以倒因为果地说，正因为适度的状态就是德性，所以“德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审慎的指引”。

审慎既是一种人类德性，又是一种道德选择方法。它关涉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是对自我善的考虑，也是对自我善的行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审慎也是关于手段的考虑。一个不以审慎的行为方式行事的人，往往收获不了美好的结果，而且常常处于追悔莫及之中。正如罗尔斯所说：“一个人甚至整个社会可能获得完全由本能倾向推动的幸福，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伴随着极大的侥幸和好运，有些人可能出于本性恰好找到那种他们根据审慎的合理性将乐于采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且不经过思考，不把我们自己看作一个具有一个经历时间的生命的人，我们将总是为自己的行为过程而悔恨。”即，明智的决断才是幸福未来的保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说：“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去行事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完善的道德的人。”“正义的全部美德，即所有美德之中最重要的美德，不外是对我们自己周围的人的那种慎重和谨慎的行为。”可见，谨慎是美德原则之首。这里所说的“谨慎”，实质上就是“审慎”，因为：一、亚当·斯密本人在书中交叉使用过这两个词语；二、该书的其他中文译本，就有将“谨慎”译作“审慎”的。

进而，审慎作为一种理智德性，而非伦理德性，具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和实践性，它与作为一种智慧传统的政治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有学者说，审慎不光是个人美德的体现，也可以是政治家由自身的品格上升为对公共事业的作为，是人类理性最完美的展现。

综上，“知晓具体的情势，明白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以及选择恰当的方式行动以实现目标，这构成了审慎的基本内涵。”“政治审慎”的基本内涵则是：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要求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基于审慎目的的总体性诉求，政治家应该克服国家治理的技艺化、碎片化和抽象化；审慎以变化的世界为对象，要能预见和应对偶然和有风险的世界，追求现实生活中的“有效真理”；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以善为目的，即要求政治实践本身具有伦理意义。政治审慎以智慧为要义，政治学就是一种智慧。

二、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提出及其政治审慎理念

政治家办报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报纸——邸报，亦或近代以来诞生的新闻报刊，从肇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们可以被视为广义政治家办报的实践源流。

但是，真正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政党组织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的，是毛泽东与吴冷西的两次谈话。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将新闻宣传工作看作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利器。新中国成立后，新闻的宣传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1957年，新中国正处于从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转型时期，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而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却在当时的现实变动中频频失语，没有掌控好舆论的主动权。因此，在这一年的6月份，毛泽东对胡乔木和吴冷西提出了“政治家办报”这一论断。他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属性。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强调了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无疑有一种将报纸看作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的诉求。但是，政治家办报并不简单地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更不等于“政客办报”，而是党管媒体的具体体现。其正确的内涵应该是：一方面，新闻工作要讲政治，党报应当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报纸的宣传要紧密结合党的政策和路线，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政治家办报的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报刊重大而普遍的使命；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学会用政治家的战略思维、眼光和智慧从事新闻实践活动，即，要在毛泽东谈话中的“全局”和“形势”两个关键词上做文章、下功夫。这就与政治学中的概念“政治审慎”庶几近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善于以审慎的政治智慧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多次要求党内领导同志用辩证方法正确看待和处理诸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青年工作问题、宣传工作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等等。如对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要有“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强调“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些好”。对于农业改造，则强调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他还在1954年6月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更具体地总结道：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要有灵活性，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早晨都实行社会主义。他还指出：“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以上论述中，毛泽东多处使用“谨慎”一词，而正如上文所述，在政治生活中，“谨慎”与“审慎”同义，这就无不体现了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辩证发展的政治审慎智慧。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在领导工作中就形成了他出神入化的领导权变艺术。权变不是权术，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实际情况的变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胜，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而且因事而变，因人而变。”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向党内同志提出注意领导艺术的要求。1938年5月，他在论述部队战场作战的情况时要求：“不但使用战术，还要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箝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箝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予变换，是灵活性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1943年6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到，共产党人有两个方法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其中，“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这是一种领导艺术”。1957年1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有问题就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这里就论及了涉及信息披露与调查研究能力的领导艺术问题。这些领导艺术，总体上体现的正是审慎的智慧。

总结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导艺术，其政治审慎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从大局出发，在形势变化中体现了高度的预见性和洞察力；二、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工作轻重关系，循序渐进地推动各项工作协调发展；三、贯彻适度原则，不左不右，不快不慢，讲原则也讲灵活性，谨慎地实施各种具体措施。这些领导艺术也体现在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中。

三、认识论和方法论：党的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中的政治审慎观念

在毛泽东政治智慧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很好地体现了政治审慎观念。

首先，从政治学上看，审慎是一种态度，即一种德性内涵。这种德性，首先体现为责任伦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要求，政治家应该对城邦忠诚。我们的新闻传播纪律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对事业忠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陆定一所说：“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中共中央更是发文建议：“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必须认真地加以改进。应当准确地、多方面地、生动地、及时地报道人民的实际生活，报道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各种工作的具体成就，使新闻报道充分发挥以事实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从政治学视角看，这一新闻伦理要求，是一种对“后果”承担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的德性状态，是摆脱了陶醉于权力、摆脱不再“切事”的习性后的踏实工作作风。

审慎德性还表现在注重整体性和全局观上。政治是共同体的善业，是关于国家的整体性事业。政治审慎要求，保证审慎目的的总体性是第一要务。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实践中，自始至终地贯彻着这一理念。1948年9月，习仲勋曾批评《群众日报》通信稿件的质量和内容，认为它“零碎消息多，片断事实多，现象罗列多，还不能从通讯报道中，对一件事或一个运动，作有系统有中心有分析的反映，使读者能看出整个运动的全貌”。又在1954年5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宣传党的总路线时，不要迷失方向，不要陷于事务主义的狭小圈子之内；公开问题时，“要有政治上周到的考虑”。新闻报道主要面对具体事实，而政治工作要有战略眼光，必须从全局观和整体性方面审慎地处理问题。政治审慎要求新闻工作者考虑的不是对于一个人或部门“善”的事物，而是要从总体上考虑对于一个国家“善”的事物。

其次，审慎是一种方法论。作为德性的审慎，它解决政治学“是什么”；作为方法论的审慎，它解决的是“如何做”。审慎作为方法论，主要表现为：坚持辩证法，坚持群众办报，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多谋善断。新闻工作中的政治审慎，不光注重新闻目的的政治性，同样也注重新闻生产过程的审慎性智慧，以达到“理智的尽善尽美的形态”。这些方法论内涵，各有所表，但也有交叉，这里只对“坚持辩证法”“坚持群众办报”做一些展开论述。

作为坚持辩证法的一个经典例证，新华社曾将新闻报道的快和慢放入一种辩证关系中进行政治上的审慎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做业务上的要求：“那种单纯追求迅速，满足于表面的肤浅的报道，而降低我们新闻的指导意义的倾向，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予以克服。”为了政治工作的需要，新闻要学会“抢”，但也要学会“拖”和“压”。1950年5月，邓小平所作的《在西南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作为地方报纸，一定要考虑对象，要联系当地实际，要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即要求报纸内容一定要讲究时宜性。接着，他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专论文章为例，分析什么是不合时宜，什么是合时宜。无疑，时宜性就是一种时、度、效把握上的辩证法。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先后对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做过新的解读和要求。

邓小平同志曾要求新闻宣传要贯彻以正面引导为主的方针，要正确把握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处理好表现和歌颂英雄业绩与写阴暗、写灰色之间的辩证关系；新闻宣传中要辩证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不要以偏概全，要杜绝片面、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

时代在发展，随着电视、互联网的出现并兴盛，技术赋权使得政治家办报的含义不断得到拓展。江泽民同志曾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要政治家办报。我看不光是办报纸，办通讯社、办广播、办电视、办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同时或此后，无论是“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还是舆论导向“祸福论”，或者新闻报道的“透明度”论述；无论是“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还是“新闻宣传要与时俱进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或者“新闻要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些新闻报道的原则性要求与成功实践，都可以看作是政治审慎观念在经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散发出的思想光辉，是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和政治承载的表现。有人总结，新世纪前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的关键词“舆论导向”“政治方向”“三贴近原则”等，都是针对社会变化发展的适时而审慎的抉择。

四、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中的政治审慎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思想和战略布局更是体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表示：“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这既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又是一次全面的审慎擘画。他纵观全局，明确指出：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他还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从坏处准备”“稳妥审慎”，强调的是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息息相关的特性。第一，坚持“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效路径。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的风险，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的风险。第二，由“底线思维”体现的辩证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2019年初，他又提出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风险挑战；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果断决策。“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一）新闻舆论观中的政治审慎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将新闻舆论工作视为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时时处处体现了政治审慎观念。他多次深入新闻媒体一线开展调研，着眼于社会变革、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变化，提出了“党媒姓党”、“正面宣传为主”和“48个字方针”等一系列精辟理论，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他尤为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并对政治家办报这一理论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坐标定位”，即，“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二）全球化思维、国际性视野中的政治审慎观念

由于缺乏主动的、强有力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常常被“污名化”，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囿于刻板印象。针对这些中国对外传播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媒体，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的新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要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找准工作着力点，一项一项寻求突破，积小胜为大胜。这些无疑展现了他面对国际形势时的省思精神和处置问题的宏阔视野。

（三）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战略中的政治审慎观念

新世纪以后，新闻工作的生态环境不断重塑和调整，媒体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多元化发展，互联网新媒体成为新闻工作的主战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互联网的相关问题先后发表多次重要讲话，并把互联网工作上升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战略高度，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面对由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对传媒生态和版图的深刻变革，着眼新媒体引发的舆论格局和机制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他创造性地要求推动融媒体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并将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一思想引领下，我国的融媒体发展已经进入重要阶段，中央、各省都有各自的融媒体平台，县级融媒体的推进正在努力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五、结 语

审慎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策略和方法。多数政治活动，都有赖于依靠审慎品德和方法取得正义结果。本文对于政治家办报理念及其实践的审视，不光只是描述这一美德与谋略，也在提倡和期待这一美德与谋略。不应将政治家办报仅看作新闻传播行为，而更应该将其看作是政治德性与策略。这种政治德性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而非随波逐流的；是有关公共议题的，而非个人私欲的。

结合历史和现实状况，弘扬新闻工作中的政治审慎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并且需要处理好相关事物的辩证关系：一、坚持审慎的发展观，有助于克服冒进思想和盲动行为。二、发扬科学、理性的精神，从大局出发，克服片面性、碎片化思维模式，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好审慎与创新的关系，以利于用“反思性现代化”取代“处于前现代性视域之中的现代化”。

审慎并不是故步自封，不是不思进取，更不是明哲保身。审慎与创新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审慎本身就包括追求创新的德性诉求：“政治上的审慎是一种小心提防、周全稳重，是一种道德，而不是一种性情上的胆小畏缩”，它只是要求在创新过程中遵守审慎的方法论而已。这种审慎方法论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安全”。如亚当·斯密所说：“安全是谨慎这个美德的首要和主要的对象。”“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新闻工作的政治审慎，也理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促进政治文明、提升民族创新能力贡献力量。（载本刊2022年3月号，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肖燕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圣兰，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8vxk008）“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子课题“新时代新闻实践中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基本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编校：颜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