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涉及生产与接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张立伟和助理研究员何煜雪在《传媒观察》第9期刊文，认为新闻不能阻止后真相的生产，但能阻止后真相被公众所接受。新闻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通过求索故事、情感体验、公共意旨，刷新当前的叙事理解，激活个体与集体的无意识积淀，使公众青睐和信任新闻。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尤其需要可信的现代化求索故事、情感体验与公共意旨，使新闻媒体在服务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科林·怀特认为：后真相涉及“生产领域”与“接收领域”。在生产领域，各种乔装甚至捏造事实的乱象早就存在，且受权力和利益的驱使，还将继续存在。“后真相的生成不是在生产领域，而在接收领域”，它概括了公众对真相的态度、对谎言的反应以及专家和机构的公信力下降等现状。
从新闻传播看接收，全球存在连环套问题：新闻媒体的信任危机，公众相信自己愿信的。解连环要一箭双雕：新闻要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从公众接收方面去后真相。
后真相，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其有三个关键词：情感、事实与信念。莫妮卡·弗卢德尼克认为，叙事深层结构有三个认知参数，即体验性、可讲述性和意旨。把认知三参数与后真相相对照，即可祭起去后真相的“打神鞭”。
一、情感体验VS薄情报道
研究理性的赫伯特·西蒙说：“为了获得关于人类理性的完整理论，我们必须理解情感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就与理性的关系而言，“情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情感的功能，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选择出特定对象，作为我们关注的目标。”情理是互补的，但时常被新闻界所忽视。有的新闻从业者甚至认为情理互害，视情如仇，搞出一批薄情报道。
以《纽约时报》为例，有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往往被派去采访天气、火灾或水管破裂，据说“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最好的地方新闻则派给老记者，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其实，这些报道素材如果诉诸情感，就能焕发出生命的光辉。而滤掉情感，只剩下“发生了什么事”的冷漠程序，则必然落入“去年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的泥淖。
情理互补或互害都是事实，但不能以偏概全。亡羊补牢，要重视叙事认知的情感体验。笔者以《人民日报》报道1966年开工的“816”地下核工程为例，讨论叙事认知的情感体验，包括情感文化行为、时代主流情感和陌生化表述。半个世纪前的事，如何做成新闻？西蒙说：“情感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集中注意力。”记者最后决定写“事件中的人”，讲述社会变迁背景下“816”人骄傲又沉重、失落又奋起的坎坷经历、复杂情感，把受众的注意引向“816”人。
——情感文化行为。雷蒙德·弗斯指出，情感是一种文化现实、行为规范。情感是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需要推测的心理状态。不谙此理，记者报道“行为”往往敷衍潦草，事实不够自己凑：“泪目”“暖心”“破防”“被整哭了”……那是记者的表情包，不是对“行为”的报道。读者对行为没有具体印象，心理准备没成熟，谁关心你哭不哭？把你“被整哭了”的行为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才是重点。
最不能叫人忘怀的，是……数万官兵掘洞的壮烈。没有先进设备，全靠工兵镐、工兵铲、炸药、风钻，凿开坚硬的岩石层。人歇机器不歇，24小时昼夜施工。
施工艰苦卓绝，超乎潘开太想象，“战士们在作业面上掘进时，除身后以外，上下左右以及前方五个方向都是坚硬的岩石，可谓‘五块石头夹一块肉’。”
有人测算，如果将开挖出来的石渣筑成一米见方的石墙，长达1500公里。
如何“壮烈”？五块石头夹一块肉！如何“卓绝”？1500公里的石墙！如此把情感行为“展现”为一幅画，让受众从画面体验情感。“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同一保家卫国情感，展现为不同时代、不同行为的文化画卷。近几十年，情感研究愈来愈细致化，术语迭出：情感管理、情感导航、情感自由、情感痛苦、情感努力、情感避难所、衔情话语、情感政体、诱导性目标冲突……情感管理的行为，如“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情感痛苦的行为，如“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情感避难所的行为，如“头发甩甩大步地走开，挥手bye bye祝你们愉快”……这还只限于“爱情”。再考虑七情六欲，关于恨的“管理”的行为，如“制怒”；关于恨的“痛苦”的行为，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精深的“情感行为”系统，是情感行为的文化符号宝藏。薄情报道视情如仇，弃文不用，内干瘪而外疏远于受众，求新闻之无危，不可得也。
——时代主流情感。爱米尔·涂尔干的集体情感理论认为，集体情感来自社会，具有优势和权威——“集体情感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相同的情感类型。”这个观点虽有些笼统，但涂尔干深刻洞察情感的时代性、集体性，认为一个时代的情感多种多样，而重要的是“时代主流情感”。回到“816”工程，其建设于半个世纪之前，如何引起当下受众的共鸣？答案是停“军”转“民”！1984年，根据国家战略需要，“816”工程停建。不少人失声痛哭，不少人要求调离……“‘816’何去何从？出路只有3条。‘等’，是坐以待毙。‘散’，是不负责任。‘干！’，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重点报道它“杀出一条血路”！铸剑为犁的转身，“816”人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每一家转型的军工企业，每一个亲历中国走进市场经济的读者，都能体会到“每一步走得艰难”的酸甜苦辣。“杀出一条血路”是时代主流情感，故引起广泛共鸣。文艺界有“小我”“大我”之辨，“小我”指个人情感，“大我”指永恒人性，要求以“小我”反映“大我”。新闻的特殊性，是紧贴时代表达“中我”，即时代主流情感。我们不妨重温一下20世纪中国的新闻经典：40年代，《“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李庄，1949）；50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1951）；60年代，《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人》（李冀等，1966）；7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福明等，1978）；80年代，《红色的警告》（雷收麦等，1987）；90年代，《东方风来满眼春》（陈锡添，1992）……这些让一代人、几代人心潮澎湃、广为传诵的名篇，无一不是表达了时代的主流情感。
曾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詹姆斯·赖斯顿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时代主流情感，是新闻吸引受众最重要的特质，甚至能超越国界。只看3部风靡世界的非虚构长篇：约翰·赫西的《广岛》（1946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1997年）。20世纪哪一部小说，有它们的全球性影响？！新闻界也有时尚，要说出当下碰巧流行的报道有什么内在价值，这并不容易。重温过去的伟大作品，可以为比较提供良好标准。
——陌生化表述。情感是文化行为。时代主流情感，是多数人的文化行为。描述这一行为无论多鲜活，若是如同第一个用花比美人，第二个、第三个继续比那样，就会陷入常规化、程式化，令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因而表述要陌生化，变习见为新异，化熟悉为陌生，与常规表述拉开距离，传递鲜活感受。用“五块石头夹一块肉”报道施工的艰苦，就是陌生化表述。而报道转型的艰难，又有陌生化表述。
停“军”转“民”，谈何容易？核工业专业性强，加上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无资金、无经验，困难重重。
但“816”人义无反顾，开始二次创业。开荒山、栽茶树、糊纸扇、养蚯蚓、种蘑菇、打铁钉、烤面包……几名职工买来菌种、稻草和锯末，在侧洞种蘑菇，每天拉着平板车，在厂区叫卖……
有人戏谑“816”人：“‘蘑菇云’里种蘑菇。”
“蘑菇云”里种蘑菇！大与小、生与死、军与民、核工业与平板车……构成鲜明对比。同样惊心动魄的，还有“蘑菇云”里开荒山、栽茶树、糊纸扇、养蚯蚓、打铁钉、烤面包……任何一项，都与“蘑菇云”构成巨大冲突，冲突的张力猛击读者的感官。新闻叙事的情感体验，要平衡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报道时代主流情感的文化行为，同时化熟悉为陌生。陌生化让受众“惊”，主流化使受众“感”。
情感体验如何去后真相？西蒙说情感的重要功能是对问题进行选择。假设某个现实问题，一是新闻逼近真相，二是后真相众声喧哗。薄情报道，连受众都吸引不了。正如大自然也厌恶真空，受众处于情感空窗期，后真相才乘虚而入。反之，西蒙说：“如果信息是在一种情感激荡情形下呈现的（引者按，情感行为、主流情感、陌生化表述等）……大多数人专注于它们的时间会更长、思考的程度会更深，并能对它们留下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情感与理性互补，深刻而持久地占据受众心灵，没空隙接纳后真相。后真相永远不乏生产者，让他说谎、让他吹牛、让他荒谬……但荒谬者受众寥寥，空座率高，“这个”乖戾蛮横的后真相，终会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烂尾了。
二、求索故事VS碎片信息
叙事认知的第二个参数是可讲述性，也即叙事性。不同故事有不同程度的叙事性，某些故事的叙事性比另一些大，我们说它“讲了个更好的故事”。如何更好？罗伯特·麦基说得深刻：尽管有各种故事类型和形态，“但在作家的眼中，归根结底却只有一种故事。从本质上而言，我们从人类的黎明开始就这样或那样互相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不无裨益地统称为求索故事。所有故事都表现为一个求索的形式。”
一个事件打破人物生活的平衡，使之或变好或变坏，在他内心激发起一个自觉和/或不自觉的欲望，意欲恢复平衡，于是把他送上了一条追寻欲望对象的求索之路，一路上他必须与各种（内心的、个人的、个人外的）对抗力量抗衡。他也许能也许不能达成欲望。这便是亘古不变的故事要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长期困扰学者的一个问题，即历史记录与文学虚构，为什么有类似的叙述形式？这形式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给出答案：戏剧模仿生活。循此前行，叙事=叙+事，叙事之“事”，是生活中的求索故事。人类走出非洲是这个故事，卧薪尝胆、红军长征是这个故事，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是这个故事，食欲成为美食还是这个故事……叙事之“叙”，是对生活之“事”的讲述，而且是专业化和多元化的讲述。只说红军长征（事），有多少新闻与文艺讲述（叙）？！生活的永恒主题是“求索”，讲述求索，遂成为所有故事的“母题”或“原型”。其他条件相同，愈贴近这个母题，愈是更好的故事。
麦基把求索故事比作音乐：求索要素即音乐的音符，12个音符巧妙地构成了音乐的一切。如果只用几个音符呢？像只用钢琴的黑键作曲，那是碎片乐思，呕哑嘲哳难为听。在新闻叙事，则是碎片信息，用某些素材如娱乐信息碎片、即时信息碎片等讲个更差的故事。
——娱乐信息碎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犯罪新闻和暴力新闻在电视新闻领域迅速膨胀，以至成为常用的办法”，“每家（地方）电视台都运用犯罪、灾难以及名人报道作为竞争的制胜武器”，“‘流血的就是头条’在地方新闻中已经成了行规，因为犯罪事件富有戏剧性，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求索故事包含戏剧性，但它从属于求索主题，是求索过程中的冲突与反冲突。讲一段随机孤立、令人震惊的戏剧性事件：撞车、空战、马戏、龙卷风……吸引力非常有限，很快让人感到疲劳和沉闷。故事保持吸引力的关键是事件之间的联系，而非事件本身。仅仅提供娱乐信息，也许引人注目，但感官是容易疲劳的，碎片信息狂轰滥炸，很快会使受众厌倦。正因如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媒体的受众持续下降。
如果将戏剧性嵌入求索呢？那就是更好的故事。把犯罪新闻讲得魅力四射，如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的《警察》，让你看真实的警察追捕真正的罪犯。片头曲响起：“如果他们来抓你，你该怎么办？”诉诸社会主流情感：逮住他！又是陌生化表述：“如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魔鬼般的‘如果’”，让受众设身处地，跟着故事的魔鬼走。追捕的罪犯有扒手、妓女、交通肇事者、下流窥视者、殴打妻子者、虐待儿童者……那是千奇百怪的情感文化行为。警察从一个城市追到另一个城市，没有剧本，没有彩排，悬念揪心，过程一波三折。警察喜欢这节目，因为他们就是明星，各地执法部门提供很多侦破能手参与节目。你把警察“送上一条追寻欲望对象（罪犯）的求索之路”，这是警察的集体情感和社会荣光。福尔摩斯、波洛和柯南……从小说和动漫中走出，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警察：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们去抓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男的女的……真实罪犯，“也许能也许不能达成欲望”。这比侦探小说、犯罪电影还刺激！罪犯抓到，高光推出警官，来一番自鸣得意的独白，使观众相信正义必定伸张。《纽约新闻》将它评为当年最好的犯罪电视节目。回到中国现实，遭遇突发事件，后真相乘乱登场，如果我们有类似新闻节目牢牢占领市场，你看受众相信谁？
——即时信息碎片。可叹的是，偏离求索故事，娱乐信息碎片没能留住受众，媒体更出昏招，追逐即时信息碎片。如果说娱乐碎片还有几个冲突音符，那么当下碎片只剩一个——即时新闻即时报。当然，少数新闻需要“即时”，但那是例外。把例外做成公例，会直接摧毁叙事结构，连最小故事都难以幸免。杰拉德·普林斯认为：“每个故事都包含至少一个最小故事。”
一个最小故事由三个相结合的事件构成。第一个事件和第三个事件是状态性的，第二个事件是行动性的。……第三个事件是第一个事件的逆转。……三个事件……以下列方式结合起来：（a）第一个事件在时间上先于第二个事件，而第二个事件先于第三个事件；（b）第二个事件导致了第三个事件。
最小故事表明，开始的状态（第一个事件），通过怎样的行动（第二个事件），导致终端的不同状态（第三个事件）。它需要一段叙事时间。选择“哪一段”时间，取决于以下条件：一是报道的事件与某一主体有关，如人、组织、地区或国家；二是各种事件必须因受众关心的问题统一起来；三是受众关心将决定叙事时间的始终。
几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受众关心”。其决定报道的“主题”与时间的“始终”，而且决定选“谁”为报道主体。美国记者采访受到质疑的大脑手术，观摩了手术全过程。大脑手术复杂、脆弱、危险，看起来简直无法操作，医生非常努力。但不幸的是手术失败了，更不幸的是病人死了！记者离开手术室时想，这没有报道的价值。但过后一想，值得报道的是医生的努力，而不是病人的不幸。最后，记者捧回普利策新闻特写奖。
选择“医生”作为报道主体，讲一个求索故事，是因为医疗求索为受众所关心，其决定叙事时间的始终。反之，假如信奉“唯快不破”，那就争分夺秒发手机：刚刚！病人死了；刚刚！医生下楼……别说求索故事，连最小故事也讲不成——叙事结构就是这样坍塌的！即时新闻即时报，导致新闻大面积叙事匮乏、故事贫乏。但媒体仍有发行量、收视率的生存压力，而叙事自废武功，按住钢琴“一个键”用尽洪荒之力，累得刹不住话……结果“新闻工作就跟仓鼠在转轮上疲于奔命一样”。这是《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对数字时代记者生态的形象比喻。快上加快，“每个人都像到处乱窜的老鼠”；为动而动，“这是一种新闻恐慌”。
为什么恐慌？如果没有前进的目的地，唯一能让我们行动的理由就是摆脱威胁，从一个摆脱窜向另一个摆脱，竭尽所能地避免灾难。重新确定目标呢？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众多媒体讲述形形色色的求索故事让公众接受，就能从各个方面阻止“这个”或“那个”后真相被接收。
三、公共意旨VS茧房信念
后真相局部合理，整体荒谬。局部承认情感影响大、事实影响小；整体却认为真相不再重要，轻蔑甚至敌意地“后”之。科林·怀特一针见血：“如果你不相信真相，你也就无力辨认谎言；真相是谎言得以可能的条件。”谎言难辨，容易煽动仇恨与杀戮，让黑暗降临。局部合理怎么走向整体荒谬？个人信念是跳板。后真相承认个人信念的影响，不信媒体而信个人信念。对深度互联网用户而言，那往往是信息茧房形成的茧房信念。
伊莱·帕里泽分析Web2.0是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我们天生倾向于对非常狭窄的刺激做出反应——如果一条新闻是关于性、权力、八卦、暴力、名人或幽默的，我们可能就会抢先读……如果朋友发布了马拉松完赛的帖子，或者如何做洋葱汤的食谱，我们很容易就点赞，这也提高了这篇文章的可见性。相反，如果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达尔富尔战争死亡人数创两年新高》，读者是很难点赞的。在一个个性化当道的世界里，囚犯数量上升，无家可归者增多，这些重要且复杂或令人不快的问题，是很难获得读者注意的。”
圈子化、个性化大行其道，代价是公共领域的缩小。圈子内乐此不疲分享性、八卦、暴力……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来关注公共讨论所需的信息和忧思？更不用说达成一致意见了。遇到公共争端，一旦罔顾事实（事实影响小），情绪冲动（情感影响大），只信茧房圈子，只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公共领域就会四分五裂。
叙事认知的第三个要素是“意旨”，因为信息茧房很难交流“重要复杂或令人不快”的内容，这方面的公共意旨要与“性、八卦、暴力”等竞争，讲好故事是最佳选择。以《光明日报》报道国土问题为例，土地多在农村，而报纸的核心读者是知识分子，一般住在城里，怎样将土地与知识分子相联系，成为吸引读者的关键。记者这样开篇：
小学老师在给学生讲授第一节地理课时总要提问：“我们祖国领土面积有多大？”
“960万平方公里……”学生总是带着几分自豪感地回答。
“那么谁知道我国每人平均占有几亩耕地呢？”学生们又往往是不约而同地摇头。
……（人均耕地应当是常识）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常识问题，不仅鲜为小学生所知，甚至在许多成年人的脑子里也是个空白点。
从知识分子熟悉的课堂，紧凑高效引向对“知识”的求索。“许多成年人的脑子里也是个空白点”，这个句子令人震惊！它是“故事引擎”，给读者施加压力：你读就知道，不读就不知道，你愿意像小学生一样一脸无知吗？！故事引擎是一个问题，一个只有通过“读我”才能回答的问题。引擎驱动，使报道成为求索故事，深深打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其传统就是“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引擎打燃火，途中踩油门，推动读者前进。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了解到河北栾城人均耕地锐减，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亩耕地可以养活两三个人，占一亩耕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乱占耕地等于杀人。”
如果读者把“成年人的脑子也是空白”疏忽放过，读到这“乱占耕地等于杀人”，谁都免不了心里一紧！记者加大油门：“这里有一组令人震惊和值得忧虑的数字”——分析我国的土地资源危机——“有人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这既满足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更诉诸“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知识分子集体情感。报道末尾，回顾历史呼唤情感文化行为：“清代一位学者曾说：‘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愿此名言能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上！”古代学者有此胸襟，当今知识分子岂能麻木不仁？！
这样的求索故事与情感体验，你看它能不能与信息茧房的性、暴力、八卦等竞争？！人作为社会动物，很多信念来自社会。有茧房信念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茧房信念。个人信念来自社会，给新闻以机会，以叙事“论证”公共“意义”。
意义联通了两个世界：一是叙事的文本世界，那是记者的报道；二是受众了解的公共议题。之所以联通，因为前者对后者进行了逼近真相的论证；之所以论证，因为叙事是人类两大思维方式之一。东西方传统观念都认为，叙事仅表达感情或提供娱乐，与理性、真理无关。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一反传统，把叙事定位到认知。他把人类认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范式思维与叙事思维。前者为自然科学所倚重，后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更常见。范式思维像“如果x比y”，以实证或科学方法寻找科学定律；叙事思维则像“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侧重从人性化层面关注主体的行动及其后果。
布鲁纳认为，叙事思维与范式思维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人类经验，解释或建构现实世界。它们互相补充，没有孰优孰劣，也不能将一种还原为另一种。只说去后真相，新闻重点用谁？以一个实例检验：卢旺达大屠杀，种族灭绝分子煽动胡图族杀图西族，100天之内有80万人被杀。菲利普·古雷维奇6次进入卢旺达采访，“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那个地方还有希望吗？’”回答这个问题，其他学科可以用范式思维，新闻去邯郸学步就太令人扼腕，因为你避长扬短。古雷维奇说，“我要再讲一个故事，让你们自己来判断卢旺达还有没有希望。”
在吉塞尼的这所学校遭到袭击时，如同之前基布耶的学校遭到袭击时一样，这些学生，这些十几岁的少女们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并被勒令按照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区别站开。但是学生们拒绝了。在这两所学校，姑娘们都说自己仅仅是卢旺达人，她们因而遭到殴打和不加区别的枪杀。
卢旺达人不需要牺牲者了，也无法承载更多尸体成堆的景象了。我们都不需要了。但对于那些本可以活着，却选择了称自己为卢旺达人的勇敢的胡图族姑娘们，我们能否从她们这些榜样身上获得一些勇气呢？
记者讲述3种内容：一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情感——卢旺达无法承载更多尸体成堆的景象了，因这情感唤醒，我们愿意相信卢旺达有希望。二是勇敢的胡图族姑娘的故事。三是故事意义——宁死也称自己为卢旺达人，让你看到这地方的希望。布鲁纳界定：“叙事思维更侧重从人性化层面关注主体的行动及其后果。”记者以叙事思维论证，从人性化层面逼近真相。
受众同样可运用叙事思维，从人性化层面推论，也较容易接受某种认同。当然，受众也可能质疑：几个姑娘怎么证明一个国家？记者又讲了卢旺达“集体安葬仪式”的故事：新政府成员要下到田间地头，传播通过问责来实现和解的福音。“大屠杀受害者的集体安葬仪式是传播这一新信息的最佳场所。”山顶茶园有个万人坑，“里面残缺的尸体被挖出来放在一个长架子上。在村长的命令下，当地农民不得不前来观看，闻一闻死亡的气味。”总统带来六位内阁部长和许多官员，在演讲中质问村民：当这些死者被杀害时，你们在哪儿？！之后规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赎罪。士兵们把半透明的塑料手套分发给村民，让他们把尸体的残片放进棺材……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演讲和祈福……
从姑娘到总统的所有故事，如果都说服不了你，那请你举出相反的故事。这正是新闻故事的功能之一，增强对公共议题的敏感与思考，激起信任或质疑。质疑，说明这故事你看了，至少知道朋友圈除“做洋葱汤的食谱”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信息茧房之外还有卢旺达。在那个更大的世界，你也许会看看中国的“816”，看看美国的“警察”……你接触“各种”新闻叙事，总会相信一些。信任不需要100%，媒体报道也会出错，只要信任超过质疑。比如，有51%的公众信任超过质疑，那就信任“控股”了。因为信任的特征，是处于全知与无知之间，是面对不确定性，不顾不确定性地去相信。个人如此，集体亦然。只要有51%的公众信任超过质疑，就能奠定去后真相的良好基础。
四、一眼万年看叙事
心理学认为，信任与否的决定，可以简化为“接近”和“回避”之间的选择，即你决定继续与之互动还是敬而远之。为何51%是信任“控股”？因为你愿意继续接近新闻。后真相时代之前，公众从来没有100%信任新闻，但信任超过质疑。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与以前形同实异。之前的信任以事实、信息为基础，被后真相搞得狼狈不堪。现在以叙事认知为基础，“一眼万年”促使公众青睐叙事：一眼，刷新受众的叙事理解；万年，激活公众的无意识积淀。
叙事理解，是建构和更新受众大脑中认知模式的过程。文本的各种设计，构成认知策略。叙事理解，是文本的认知策略与受众的认知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叙事理解就能得到刷新。“一眼”涉及受众，“万年”由公众到受众。比如，人们常议论“告别图书”或“远离铅字”。作家村上春树曾估计习惯阅读文学书的读者，大约占总人口的5%。这些核心读者，哪怕被强令“不准读书”，也会躲在某处偷偷阅读；不管手边有YouTube还是3D游戏，只要一有空（甚或没有空）都会捧卷阅读。而剩下95%的人口，恐怕有半数的人，对社会文化或知性娱乐有兴趣，有机会就会看书，他们是“浮动票”。评文学奖，是使“浮动公众”变为“实在受众”的手段。村上春树才不担心小说的未来，令他忧心忡忡的唯有“我能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作品”。那么，这些人有多少？5%的核心受众+95%的公众的一半，超过了51%嘛！按此思路，各种新闻奖乃至教育（如新闻作品选入教材），都在促使公众变为受众。
本文再加条途径：激活受众与公众共有的个体、集体无意识。
研究者调查美国巴尔的摩蓝领家庭，记录母亲和学龄前孩子在家里的谈话，以及儿童能轻易听到的成人谈话。每小时谈话中有8.5次叙事，平均7分钟一次，四分之三由母亲进行，四分之一是关于儿童的行为。广泛使用的叙事是，应对一个事件，得到一个结果。现在看，这就是最小故事，从幼儿开始，7分钟一次培育。
更有趣的发现是，陌生化讲述比规范化讲述催生儿童更多发挥。规范化讲述，如儿童生日聚会，有礼物和将吹灭的蜡烛；陌生化讲述，如过生日的女孩不高兴，她没有吹灭蜡烛而是把水洒在上面。问规范化讲述中女孩为什么高兴，儿童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只能回答那是她的生日嘛；问陌生化讲述中女孩为什么不高兴，儿童或说可能女孩没有穿合适的衣服，或说女孩和妈妈也许有争吵……现在看，规范讲述因程式化而疲惫，陌生讲述因反常化而新鲜，激活更多受众发挥。
多学科反复讨论：为什么儿童在同一时期——3岁左右——同时“创造”句子和叙事？纽梅耶说：“人类（甚至孩子）都有心照不宣（即不言而喻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的、由故事决定的知识。”为什么？杰罗姆·布鲁纳认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最广泛、最有力的谈话形式是叙述。叙述结构甚至在人们完成语言表达之前就天然地存在于社会互动的实践中了。”从个体看，儿童掌握语言之前就已置身于叙事环境中，叙事认知因而成为“心照不宣”“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的“个体无意识”。心理学对无意识的界定是，信息会存储到一个不能够被意识到的地方。从总体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讲述相似的故事。俄罗斯和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似乎有着很多共同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有关于故事之本质的相同的直觉——或者说相同的内心规则。”叙事认知，又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个体、集体无意识是促成公众变为受众的重要桥梁之一。与文学不同的是，新闻还有桥梁“之N”，因为时代主流情感、新鲜求索故事乃至公共议题易促成裂变传播，尤其通过社交媒体或人际交流，哪怕是圈子化、信息茧房之内的交流，仍会影响到其他受众。后者的无意识被激活，信任或质疑叙事又会导致“多对多”的滚雪球扩散。
激活受众与公众“共有”的无意识十分重要。如何激活？布鲁纳分析叙事有效，“需要具备四个关键的语法构成要素才行。首先，它要求有一种方式用来强调人的动作或‘施动性’——由施动者控制直接指向目标的动作（引者按：这不就是最小故事或求索故事？）。第二，它要求建立和维持一个连贯的次序——各个事件或状态按某个标准方式进行‘排列’（引者按：布鲁纳随后解释，排列事件将重点放在特殊或反传统的东西上。这不就是陌生化体验？）第三，叙述还要求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对什么是规范以及什么违反了规范有一种敏感。最后，叙述要求有某些东西可以用来测度叙述者的观点（引者按：最后两点，不就是论证公共议题？）。”布鲁纳所谓“叙事有效”，就是莫妮卡·弗卢德尼克所谓叙事深层结构的三个参数，即体验性、可讲述性和意旨，也就是本文分析的去后真相的3条“打神鞭”。
心理学实验，要求人们逐日记录自己说过的谎言，大多数人报告平均一天说谎1-2次。为什么说谎？谎言较轻时，说谎是心理原因，比如，希望避免社交尴尬；谎言较重时，说谎动机是个人好处。但当我们揭发一个人说了谎话时，我们是多么鄙视他！在数千年里，人类虽然说谎，但也崇真，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所有的科学，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所有的新闻，不管是作为“活动”“文本”的新闻还是作为“制度”的新闻，都是因为社会需要事实和真相。
说谎与崇真的人性矛盾，后真相把社会往容易接受谎言的方向拉，去后真相则朝相反方向往上提。连后真相的生产者也大骂“谎言”，可见其承认至少口头承认真比假好。真相比谎言在人类价值中占位更高，这是举世公认的“价值阶梯”，更是人性的荣耀。以叙事认知作用于价值阶梯，既刷新受众的叙事理解，更激活公众“不知道自己有的”的无意识积淀。那是在襁褓中与母乳一起吮吸而来的故事喜悦，是居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里，聆听篝火旁白胡子老爷爷讲故事的文化积淀，其促使公众青睐和接近（“相信”的文化-心理行为）新闻。有意识与无意识叠加，深情一眼，挚爱万年，牢牢夯实“真比假好”的人性价值，这是从根本上去后真相。
在2017年和2020年，《纽约时报》两次打出广告：“真相难寻”“真相至关重要”“真相需要我们站出来”。明快一刀砍向一团乱麻，把后真相砍为生产与接受。从全球看，新闻不能阻止后真相的“生产”，但能阻止后真相被公众所“接受”。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阻止后真相煽动仇恨和杀戮，使黑暗降临。从中国看，胡翼青教授认为在中国和欧美语境中后真相不是一回事，中国是大众传媒的话语危机，欧美是民主政治遭到怀疑和挑战。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闻界承担新使命，作为中国现代化可信叙事人，其需要可信的现代化求索故事、情感体验与公共意旨，使新闻媒体在服务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