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有其优势和作用，依托各类平台，网民可以依据兴趣爱好形成多元的网络社群，降低了社会议题参与的门槛，提高了网友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过，舆论风险由此而来。

随着传播途径的变化，近年来，自媒体已经逐渐成为网上舆情事件发生、发酵的“关键变量”。

这些媒体平台包括我们熟悉的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等，还包括了发展势头迅猛的音频、知识分享平台的异军突起。

自媒体有其优势和作用，依托各类平台，网民可以依据兴趣爱好形成多元的网络社群，降低了社会议题参与的门槛，提高了网友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过，舆论风险由此而来。

如今，网友围绕不同的自媒体平台和账号，拥有各自的专门化群体，这种社交形态显著强化了互联网用户的圈层化特征。不仅如此，自媒体用户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特别在广受关注的突发事件中，围绕议程设置主导权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

全民围观成为了新常态。人们在各类自媒体平台上各抒己见，“民间舆论场”迅速崛起，由此改变了当代中国的舆论格局。

在新媒体时代，“关注产生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获得广泛认同。在“围观”中，个体和社群不仅实现了对公共事件的广泛参与，而且还改变了传统议程设置的模式和效果。在突发事件中，各类自媒体的供给的事实、观点与谣言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并得到主流媒体关注，成功为公众和媒体设置了议程。

与此同时，网络大V所具有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甚至能主导议题走向。“网络大V”是重要的意见领袖类型，甚至拥有比传统意见领袖更强大的影响力。在突发事件中，“意见领袖”同时扮演着“信息发布者”和“意见传播者”的双重角色，省去了“大众媒介——意见领袖”这一传播环节，而直接实现从意见领袖到普通公众的信息与意见的转移，加快了议题设置的进程。

而且，“网络水军”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网络“水军”已经成为自媒体平台上主力军。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Twitter平台上的相关信息有一半的内容为机器人账号所发。我国虽然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但“水军”数量也不容小觑。

每个“水军”均掌握国内主要自媒体平台的多个账号（马甲），既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垃圾信息干扰正常信息传播，也可以倾向性地攻击或支持某个话题或人物，早已经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经公安机关查明的诸多案例显示，“网络水军”的蓄意抹黑、恶意炒作是经过策划的、有预谋的行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突发事件发酵和蔓延的过程中，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误导公众的视线，扰乱公众的判断。

基于上述传播特点，部分自媒体或积极炮制话题，或盲目跟风炒作，或大肆恶性营销，带来较大的舆论风险。

自媒体作为当下主流的思想生产与传播平台，改变着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社会思潮是特殊社会心理的系统化反映，在各类不同的舆情焦点事件中，某些社会思潮在孵化平台、传播路径以及互动方式上总是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鲜明特征。

目前，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均在自媒体平台上拥有各自的地盘。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热点事件发生后，这些不同“地盘”的舆论表达与社会行动就会被激活，并通过链条式的扩散传播模式，形成特别的话语圈层。更重要的是，新媒体语境下社会思潮的生成与传播路径，往往体现为“批判性情绪——围观事件引发共鸣——强化利益诉求群集并形成某种意识——在相关事件中印证并形成舆论压力”的影响力生产路径。

网络黑公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幕后组织严密，掌握着丰富的自媒体资源或者海量“僵尸粉”，成为舆论场上的一支“黑军”。

据北京新华多媒体数据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2019年以来，包括腾讯、美团、拼多多、360等在内的企业，均多次披露遭遇“黑公关”的详细情况。

研究表明，“黑公关”已经形成了一条严密的网络黑产传播链条。由于与商业竞争相关的信息传导，往往能撬动可观的企业经济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蓬勃发展的自媒体所面对的，仍是数量已经基本固定的受众及其有限的注意力，于是以“流量”为代名词的“受众注意力”成为了所有传播者争夺的焦点。

在这种传播语境下，社会风险的传播模式和放大机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类风险事件屡屡登上自媒体平台的“热搜榜”，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

这些事件中风险的放大，皆与各种自媒体账号的参与及推动密不可分。大多数自媒体的原创能力有限，更没有能力像传统新闻媒体那样对信息进行多方核实，且为了保证其维持受众粘度所需的曝光率，他们所进行的“传播”不过是在对大量同质化信息做“搬运”工作。

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和体现自己的传播价值，自媒体常会“铤而走险”，模糊事实，收割流量。这就使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受到严重干扰，风险议题更易滋生传播，社会影响也更加广泛。

疫情期间，有关疫情的谣言在各个自媒体平台中传播，从影响的角度而言，对公众的恐慌情绪有催化作用，它们主要分布在微信群、朋友圈、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范围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谣言传播主体依据各自的认知和需求对原有的谣言进行加工，从而使谣言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了迭代生产和传播。如诸多疫情谣言多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面目示人，经过多次转发后，原有信息的传播语境已经被扭曲甚至抽离。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反复出现，而追溯谣言的始发主体也变得更加困难。

加强自媒体的监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比如，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履行网络服务提供者义务，严格实施实名认证制度，改变目前利用其它社交媒体账号或手机号即可进行用户注册的制度，探索利用新型图像识别技术，进行身份证和登陆用户人脸的实时验证。

除此以外，还要完善维权机制，有效控制事态，高效处理关于平台的投诉、举报问题，切实保障用户利益；加强技术监测与人工审核力度，通过系统技术筛查违法视频、广告文本，即时阻断违规直播，同时结合人工审核，对违法视频迅速做筛查下线处理。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也是应有之义——完善对短视频平台注册用户的身份认证、分级管理及跟进整治的管理流程，从源头避免为售假内容提供传播基础。

另一方面，网络“黑公关”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和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制作成本低有关系，网络发帖的隐蔽性强、事后深度取证难，付出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极大。针对这些难题，相关责任部门可以加强联动，从网络“黑公关”产生的原因与环境入手，共同探讨法律法规、日常监督等方面的解决之道，围绕用户实名制建立起一套网络发言管理机制和执法响应机制，在技术、执法和传播三个层面来上消灭“黑公关”的生存空间。

最后，需要强化对自媒体舆情传播规律的研究，提升智能管理能力。硬件在处理数据的能力上飞速提升，再加上机器学习算法的不断完善，不断推动着谣言识别和网络干预相关的研究进展。以复杂网络理论和机器学习技术为基础，并结合创新舆情传播过程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对用户群体观点进行主题聚类，再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海量非结构化文本的特征属性与主题观点之间的相关性，建立敏感信息的识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