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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首席记者谭君:我是被新闻理想浇灌过的人
2023.04.06 16:03

身穿学士服拍毕业照的时候,谭君手里的卷轴是一份《南方周末》。虽然那时的她并不知晓自己的未来,但她的血液里沸腾着“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的句子,也因此便早早和新闻结缘。

做了16年记者后,谭君不再是那个每周和同学一起去买《南方周末》的学生,但她依旧认为自己还是最初那个被新闻理想浇灌过的人。

把每一个案件报道都当成一道法考题

2007年,大学毕业后,谭君考进潇湘晨报社,当时,这份湖南都市大报正为创办一份都市生活类杂志——《晨报周刊》招兵买马,谭君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周刊,成为参与创刊的记者。

在生活杂志工作期间,谭君主要负责写头条报道和故事,通常,她每周的稿件不超过2篇,但篇幅较大,工作节奏仍然紧张,作为新记者的她常常处于一种找选题、憋长稿的焦虑当中。

那些年正是都市报最繁荣的时期,全国各地的记者奔赴在重大新闻事件的一线,山西黑砖窑、汶川大地震、胶济铁路事故、陕西周正龙拍虎、重庆打黑等等,优秀的调查报道让报刊洛阳纸贵,一纸风行,知名的调查记者被广为推祟,新闻的理想在闪闪发光。

在《晨报周刊》工作4年多后,谭君如愿调入《潇湘晨报》深度调查部,成为她想象中的奔赴在重大新闻现场挖掘独家、猛料中的一员。两年内,她跑过全国28个省市。很快,她成为这家都市报的首席记者。

回忆那段时光,谭君这样形容自己:有时乘风破浪,有时为无法突破而倍感压抑。然而,都市报的辉煌很快过去,经营的断崖式下滑和新闻环境的日益紧迫,让各地媒体开始探索转型之路。

2016年,谭君加入传统媒体转型的“领头羊”——澎湃新闻,在法治新闻部继续做记者。这是澎湃新闻最有影响力的部门之一,在创办之初,便以专题报道“申诉者”震动最高法检及全国各地司法机关,推动一系列申诉多年疑似冤假错案置于阳光之下,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先后获得平反。法治报道推动司法公正深入人心。

作为从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先行者,澎湃新闻采访、发稿节奏非常快,经常通过连续报道、跟进报道,互动式推动、关注事件进展,同时也对很多重大事件展开独立而深度的调查。

从调查记者转型法治记者,虽然没有太大的障碍,但也考验一个记者更专业的素养。面对如山的案件材料,既要从新闻角度迅速提炼核心事实,又要从法律角度作出专业的分析判断,为此,她还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法律,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那段时期,她在朋友圈转发自己的稿件时常说,“又做了一道法考题。”

“切实解决了一些问题、看得见地推动了司法公正。很多时候一些律师会说,这个案子如果不报道,很难翻过来。还有很多当事人说,没有记者的报道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带来的成就感,谭君仍然深有感触。

记者比警察快 两次与爆炸案嫌疑人“短兵相接”

做调查、法治记者这么多年,回想过去,很多采访场景仍历历在目。谭君的采访经历证明,在调查报道的“黄金十年”里,记者可能跑得比警察更快。

2011年5月,甘肃天祝县信用社发生一起爆炸案。谭君到达当地后不久,官方就发布了简单通报,随后,她和《新快报》两名男记者租了一辆出租车,计划赶到凶手老家采访。

当时,谭君等三人都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便和司机说好,让司机帮忙寻找采访对象,必要时充当翻译,事后,他们可以额外多付200元。

在莽荡的黄土高原,一路车很少,很久才看到前面有一辆警车,谭君清楚地记得,看到警车时,新快报的记者还开玩笑说,警察不会也是要去凶手老家调查吧?

次日下午,采访结束三人返程,当出租车行驶到快靠近城区的路段时,突然被警方拦下,两名警察呵斥司机下车并将他带走。这时,他们才知道,租车的司机正是爆炸案凶手制作“汽油弹”时,帮其运输汽油的人。但这个司机接了谭君一行的这单活儿后就关机了,所以直到这时警察才找到他。

还有一次类似的采访经历发生在2012年5月。谭君前往云南巧家县采访一起4死16人受伤的爆炸案。被炸的是拆迁办,警方第一时间破案称,凶手是生活失意的进城务工人员,与当地拆迁无关。

然而,谭君在采访中获取的信息,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她随即在当地围绕征地拆迁问题展开深入调查。为躲避盯梢,她在小宾馆开了个只有内窗的房间,挨个约拆迁户带材料过来详谈,逐一采访了四、五个拆迁户。次日,稿件见报,舆论指向了当地拆迁存在问题。

随后,警方再次宣布破案,而爆炸案的真凶,就是谭君采访的其中一名拆迁户——正是这个拆迁户,在幕后操纵了“人肉炸弹”。离奇的采访经历,使得这篇报道获得了腾讯网评选的2012年年度突发新闻奖。

一手信息生产者的角色,仍然是媒体的核心追求

转型法治记者后,谭君大概是媒体行业翻阅中国裁判文书网最多的记者之一,从在现场“赤身肉搏”到在信息海洋中“摸爬滚打”。

在她看来,澎湃新闻应该是最早、最多利用裁判文书网等数据库做报道的媒体。很多有份量的报道,比如高考舞弊案系列、58同城招聘陷阱、人体运毒系列等。事实上,利用现有数据库做报道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常常需要阅读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文书材料,然后进行各种对比、串联、统计和梳理,才能将最重要的新闻点呈现出来。

2020年,谭君在文书网发现涉及内蒙古5名狱医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被判刑的法律文书。经过梳理,她敏锐地发现杀人犯王某通过运作狱医得以“纸面服刑”,并在狱外结婚、生子、旅游、工作。她将这个故事提炼出来,并进一步揭露了多名服刑人员购买专利减刑等“潜规则”。

事后,内蒙古先后通报了王某“纸面服刑”案,65人被查处,针对此类案件,中央扫黑办表示要严查“最后一公里”的放水。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时代,太多UGC在快速生产内容,所以谭君曾自嘲,我们从“信息生产者变成了信息搬运工”。不过,她认为,记者作为事实呈现者的角色从未改变。记者永远都在追求真相。过去,记者常进行一手信息制作生产,但现在作为机构媒体记者,很多时候做的是面对繁杂的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进一步调查和核实,最后通过文字的逻辑、结构,将信息“搬”到公众面前。就质量而言,以专业视角成就独家、深度,以动态的舆论监督促进事件升级、解决。特别在法治报道中,要从繁复的素材中找到疑点,无限接近甚至还原真相,实现一个事件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记者的活动半径与新闻触角,已经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尽管如此,谭君依旧认为,一手信息生产者的角色仍然是媒体的核心追求。所谓“内容为王”,仍然是机构媒体亟需坚守的底线。

去年,谭君独家报道了“金银花商标案”,当时,上海一家企业利用一个早已被撤销过的商标,发起批量诉讼,索赔上千万元,搅动了整个花露水产品市场,法院一开始都判原告胜诉。该系列案件经澎湃新闻报道后,促使最高法直接提审、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宣告撤销,相关案件获得改判。后来,“金银花案”被写进了今年“两会”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对商标审查规范和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记者是一个可以超脱于性别、年龄的职业

传媒特训营:

你认为,法治记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谭君:

新闻学课堂常会总结记者需要的各种能力,敏感、好奇、洞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等等。

我的大学老师蒋海斐还曾告诫我们,记者要具备一种马上入睡的能力,因为这份工作非常紧张,需要随时投入充沛的精力,所以你要学会利用零碎的时间休息。工作十几年后发现,这些与其说是“能力”,不如说是终其一生的修行。其实做不到,也不会妨碍你当个好记者。我身边的很多同事,他们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比如我的前同事周喜丰老师,他有一种特别能“见微知著”、对复杂案件抽丝剥茧的能力;同事朱远祥老师,他很会“假扮”应变,曾混进过戒备森严的“操场埋尸案”庭审现场。

具体要我说的话,“记忆力”挺重要。记忆力看起来是死的,可以由ChatGPT轻松替代,但记者的记忆力实际综合了多种能力。比如,2016年,我调查湖南益阳市委书记干预司法案,涉案的十余名公检法司人员在受审时,我去旁听采访。七八场庭审,每一场都由法警对旁听人员全方位搜身,一片纸屑都不让带。每场庭审下来,我就赶紧回酒店,将脑子里记下的内容“倒”出来。最后,我拼凑出《湖南一命案轻判的递罪逻辑:市委书记打招呼,公检法全面勾兑》一稿。后来央视新闻1+1做这个报道时就采访了我。要记下这些内容,首先,专业过硬、法律程序非常熟悉;其次,在恶劣的采访环境中,心态不受干扰;最后,你很清楚重点是什么,新闻的价值点在哪。

传媒特训营:

你如何定义法治记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

谭君:

我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为了让某些报道不受某些干扰,我的采访常常是非常低调的。有一年,我去一家基层法院旁听一个案件,庭后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时,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法院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就在我准备离开时,审判长突然叫住了我,问,“你是记者吗?”我并不擅长伪装,且知道他也在观察我,只好承认。没想到,他并非要“检举”我,而是他很高兴认识我。他家里有个事情,希望媒体能关注报道。

当法治记者被打上“法律”的标签后,生活中常要扮演律师的角色。亲戚、朋友有买房、投资、离婚、劳动等问题,第一时间找我咨询。有次我在医院住院,管床护士不知从哪看出我是“学法律的”,给我吊水时顺便问了一个房产分割的问题。这恐怕就是一个法治记者在生活中,给周边人带来的实用性价值。

传媒特训营:

作为一名女性法治记者,在日常的工作中,自己的性别带来过哪些优势、劣势?

谭君:

我觉得女性的身份在当法治记者这个问题上,并无太多优势,或者说优劣势是对半的。女调查记者的劣势很明显,你没法像男记者一样跟采访对象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互相递烟而快速获得信任。

在面对女性采访对象时,女记者或许有一定的性别优势。2016年7月,我报道某地拆迁废墟里发现遗体事件。我的采访一直被跟踪盯梢,我和被害人的儿媳七弯八拐躲到另一处被拆掉一半的房子里交谈。但相关人员还是跟过来了,试图打断采访把我带走,他们是几个男人。没想到,被害人的儿媳悲愤地掀起自己的上衣,露出内衣,喊道,“你们再不走,我就说你们强奸。”相关人员只好走了。随后,我们发出了独家报道。我想,当时如果在场的是男记者,女性采访对象肯定不会用这招。在新闻采访中,有时作为一个记者,不得不产生民生多艰、奈之若何的感叹。

传媒特训营:

记者的职业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谭君:

我觉得记者是一种可以超脱于性别、年龄的职业。多年前,我去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采访,当时村民开了一台皮卡到县城来接我。上车时,村民安排我坐在副驾驶上。我说后排坐三个男的会有点挤,坐一个去前排,我个子小,坐后排就行了。但村民不肯,执意要我坐前排,“谭记者,你是我们的贵客,必须坐前面”。这个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在那样一个偏远地区,村民对我如此尊重,显然不是对女性的绅士风度,而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所以,这种职业经历对我的影响就是:作为记者能做什么,比作为女性能做什么更重要。

很多记者前辈,有的甚至已届退休年龄,仍激情满怀,对时事问题充满洞见,文字上炉火纯青,我很欣赏这种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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