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不意外？这几天来，北上广深2022年人口全部负增长的消息，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有媒体将其称为“历史首次”。

此前的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并首次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命题。

北上广深人口的集体减少，提供了观察人口发展新趋势一个很好的切口。采访中，潮新闻记者了解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长期关注区域与人口发展趋势等问题，该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针对北上广深人口下降专门进行研究发现，北上广深人口集体减少的背后，有三大真相与三大启示，深入剖析之，就能更好地读懂中央的重大判断。

真相一：

中国人口迁徙路线发生变化

全国主要城市人口一半增长、一半下降

近年来，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海更是定下人口规模不能超过2500万的红线，这两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不是偶然。稍让人意外的是，为何广州与深圳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

广深人口的减少，是在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且不是个例。

经统计全国300多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发现，在200多个已经公布2022年人口发展情况的城市中，除了北上广深，还有约一半城市人口在下降，另一半在增长。增与降的城市队列划分，蕴藏了广深人口下降的真相——中国人口的迁徙路线正在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胡焕庸线”是我国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线，主宰着我国东西人口分布大趋势。而如今，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下降，中西部人口明显回流，人口迁移“孔雀东南飞”的迁徙路线正在被改写。

这样的变化，底层逻辑是什么？

“原来，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率先加入了对资源要素的追逐，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口。”明文彪认为，随着更加强调产业链稳定和安全，产业链加快向垂直集群分工，并围绕着核心城市周边去布局，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口发展趋势。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人口将会向若干个中心城市群集聚，包括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还有成渝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会形成一个单核心，带动周边产业和人口的发展，从而串起中国人口新的迁徙路线。

真相二：

珠三角流失30余万人，长三角增加近50万人

产业结构决定了人口结构

有人认为广深常住人口负增长，反映了珠三角地区集体人口流失。

这一结论看似有数据支撑。2022年，在珠三角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城中，只有珠海常住人口增量为1.05万，其余8城共计流失31.17万人。

相比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则呈增长之势，2022年增加48.2万人，人口规模前10城市中，正增长的有7个。

难道是长三角比珠三角更有吸引力？

“我们不能简单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珠三角人口下降比较明显，主要是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明文彪说，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广东集聚了更为密集的外贸加工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产业结构调整和疫情影响更大。

广东与江苏的经济体量相当，都跃过了12万亿元，但在人口规模上，广东超过1.2亿人，而江苏只有8500多万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广东一省的流动人口达5000多万，超过了江苏、浙江两省之和。特别是浙江和江苏的流动人口，有相当部分是省内流动，而广东流动人口大多是来自省外的务工群体，造就了珠三角密如繁星的制造大市，也造就了广东这个外贸第一大省。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加上产业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广东部分行业的用工需求开始下降。其实，因腾笼换鸟而带来的人口流失，多年之前就在长三角出现。从杭州到温州，从上海到苏州，此前都曾经历大力度的腾笼换鸟，也让整个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程度，要比珠三角低一点，因此如今人口流出的影响幅度也更小。

真相三：

一线城市人口流失不是新常态

今年可能出现回流

许多人担忧，一线城市人口规模的下行，或许是个新常态。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

虽然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出现了下降，但户籍人口却增加了102.8万人。这体现了无论广东还是广深，人口吸引力依然“在线”。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有许多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核心离不开两个因素，其一是城市空间承载力，其二是城市产业承载力。

所谓的空间承载力，其实就是人口密度。

如果把四大一线城市放到全球的尺度上去比较，人口规模和密度实际上还是属于中等水平。如韩国的首尔和日本东京等城市的中心城区，一平方公里的人口基本上在15000人左右，而北京中心城区，哪怕是三环以内，一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在8000人到10000人。即使将统计口径放到城市全域范围，东京的人口密度，也基本上是国内一线城市的两倍以上。

所谓的产业承载力，就是一个城市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天然集聚了全国最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产业。虽然会有疫情等因素影响，以及存在人口规模管控措施，但最顶尖人才的第一选择，依然会是北上广深。

国际上许多大都市人口趋势的演变规律，也说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趋势总体是往上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口增长放缓，但东京人口在近30年基本上处于增加态势；再如英国伦敦，也经历过中心城区的空心化以及中心功能向外疏解，但人口规模整体处于增长趋势。

“这些超级城市有着超强空间承载力和产业承载力，人口下降不会是一个常态。”明文彪认为，今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或许就会回到正增长的轨道。

启示一：

“人才红利”下要有高位战略

北上广深曾上演的人口高速增长，如今在新一线城市上演。这次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集体减少，能给新一线哪些启示？

“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这一判断道出了四大一线城市的优势所在，也提示“新一线们”，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趋势下，新一线城市保持产业发展的高位战略尤为重要，要不断提高产业的能级和创新力，去匹配和抢占“人才红利”，给适配高能级产业的人才提供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环境。如目前支撑我国外贸增长的老三样（服装、家电、家具），也在向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转变，这当中，上海、深圳等城市，依靠特斯拉、比亚迪等企业明显抢占了更大的红利。

与此同时，在城市空间规划布局上，也需要保持高位战略。

就拿新一线代表城市杭州而言，当前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大量产业和人口集聚在围绕西湖周边20公里的范围内。虽然近年来建设了不少新城，但新增人口大多集聚在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沿江区域，带来了新的人口与产业、配套需要进一步匹配的问题。

如果新一线城市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较高标准建设综合性、节点性新城，配置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场馆等，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向更广泛的区域分布，提高人口和产业承载力。

启示二：

人口发展新形势下要有“存量思维”

纵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难以逆转人口规模下降的阶段性问题，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人口增量在向存量转变，对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来说，需要有存量思维。”明文彪说。

首先是在存量中抢人。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下，新一线未来“抢人”，不仅是跟中西部去竞争，还要与北上广深甚至国际性大都市竞争，抢人门槛的灵活性需要进一步调整。

其次，对不同群体都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流动人口，不能成为城市的“候鸟”，需要增强他们对城市的粘性。这既有利于让城市有烟火气，也能够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降低整座城市的生活成本。

再次是需要想方设法提高生育率。客观而言，杭州等城市可能已经陷入低生育陷阱。从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而言，全球警戒线是1.5，中国已经低于警戒线，而杭州只有0.96，是浙江省最低。这当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高生活、住房、教育成本，需要考虑采取发放生育补贴、延长育婴假期、推出个人所得税补贴等国内外普遍做法，从而完善积极的人口战略。

启示三：

人口公共资源发展趋势下要有“共享理念”

“我们要建立人口公共资源这种共享理念。”在明文彪看来，一个城市的人口资源，已经不是为单一城市所用，而是呈现出与周边城市共享的态势。

如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之间，需要跨城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占比不小。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2年发布的《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粤港澳大湾区跨城通勤人口总量达到121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佛、深莞的交界处，其中广佛两市跨城通勤人口33.3万人。

类似群体在杭州等新一线城市也不少。比如杭州与嘉兴、绍兴、湖州这些城市，虽然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住在杭州，在统计上也不算杭州常住人口，但实际上他们是围绕着杭州的各种产业去服务、去配套的。

“很显然，在公共服务的共享上，广州、深圳与东莞、佛山的同城化，要比杭州等地做得更好。”明文彪说，广深、广佛不仅交通在同城化，一些公共服务也没有太大差异。未来，像杭州这类城市，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打破城市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城市群提高人口空间承载力和产业承载力，建立起抢占人才红利的新优势，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实践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