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公寓，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熟悉。但如果说武康大楼，那就是家喻户晓了。

武康大楼在1953年之前就叫做诺曼底公寓。作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它不仅仅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更是承载着上海的历史与文化的意义。

行走在武康路上，往日重现，来者可追，建造房屋的人会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讲述故事的人也终将被故事讲述。

高渊新作《诺曼底公寓》便以武康大楼为载体，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展现了属于老上海的战争与和平、痛苦与荣耀、光荣与梦想。如果武康大楼开口说话，1933—1946老上海的乱世、隐秘、流离一一浮现。

1930年代的老上海，原本平静的诺曼底公寓，因为一个看门人的消失而陷入危局，少年周鼎为了查明父亲失踪的真相，开始潜入每一户外籍人士的家中，寻找一只与父亲有关的神秘箱子——随着更多人士的深入，一个更大的秘密逐渐揭露……

这是诺曼底公寓的爱恨情仇，昔日法租界的市井百态，老上海的猫鼠游戏。

也许一切都会无疾而终，历经世事变迁，只有诺曼底公寓依旧屹立，不断有人留下、离开，像永恒的过客。

上海武康大楼下，

万众举目在看什么

文/高渊

我始终相信，这幢大楼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一定比建筑本身更精彩。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

大楼下面

这个世界上的事，是由无数个偶然构成的，但有些偶然其实是必然。如果没有那次超近距离的观察，我可能也会写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只是要等待另一个偶然。

那是两年前，一个初秋的周末午后。我开车沿着淮海中路由东往西，开到那个著名的六岔路口，绿灯翻成了黄灯，我没犹豫，踩下了刹车。

后来想想，那个黄灯或许是故意为我设的，也是想考验我一下，如果我一踩油门过去了，后来的故事就是另一种叙述了。

停在第一排，就像坐在“VIP专座”，看一场没有导演，但全场整齐划一的大戏。红灯一亮，街边的人群一起潮水般涌向马路中央，大多数人站在斑马线上，也有不少人干脆走到路中心。

不管站在哪里，所有人都举着手机，以面前那幢八层楼的红色锲形大楼为背景，疯狂自拍，有人在喊：“诺曼底公寓！”

我放下车窗，由左向右转动脖子，余庆路、天平路、淮海中路、兴国路、武康路这几个路口上，还有人不断如飞蛾扑火，跳进灼热无比的路中央。变绿灯的瞬间，所有人瞬间退潮，马路车行道上一片空荡。

这是有点魔幻的一幕。但近些年来，上海人已经慢慢习惯了这样的万众举目，对此情景不再大惊小怪，最多只是在节假日景象过于盛大时，才轻轻感慨一下：“这真是值得研究的社会学课题。”

在曾叫诺曼底公寓的武康大楼下，这些自拍的人们，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到底在拍什么，在看什么呢？

大楼外面

答案或许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首先当然是看楼。

我虽从小生长在这座城市，但第一次听说武康大楼，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那时候，班上有个小个子男生，坐在第一排，身后就是我。此人外号“小猴子”，自然非常捣蛋，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被他惹毛过。有一天终于轮到我，下课的时候动了手，双方都破了皮。

“小猴子”虽欠打，但心软。下一节课下课时，见我依然板着脸，舔着脸来套近乎，说了一堆好话，说起他爷爷住在武康大楼，家里有四个房间，还有抽水马桶，说下次带我一起去玩。

周边好些同学凑拢过来，“小猴子”更加眉飞色舞，说那个大楼是三角形的，看上去就像一艘大船，顶楼最中间有一套最大的房子，有六七个房间，就像“船长室”。

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班上这些住在上海逼仄老城厢的孩子，难以想象还有这么大的房子，都觉得他在吹牛。但在我心中，对这座模样奇怪、内部奢华的大楼，有了点好奇心。

后来，数不清多少次从武康大楼跟前路过，当然也曾登堂入室。作为老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因为地处六岔路口，只能依楔状地形设计，形成了狭长的楼身，而且呈约30°的锐角，再加上楼高近30米，从西面望去，便如一艘巨轮。

但一开始，我真觉得“小猴子”在吹牛，当时大楼的外墙陈旧且污损，上空的架空线更是杂乱无章，就如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妪，枯坐在那里。

后来，上海要办世博会了。我又经过那里，外墙显然作了精心修整，架空线似乎也打理过了，就如一个洗了脸梳了头的中年妇人，施施然站在那里。又过了将近十年，再经过那里，索性连架空线都没了，就如一个容光焕发的少妇，飘飘欲仙地接受膜拜。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发现，“小猴子”当年诚未欺我。但武康大楼渐成网红地标，且红得一发而不可收，就靠独特的巨轮外形？

大楼后面

我想，大楼底下无数举目仰望的人，他们还在看大楼背后的人。

有个名字，跟这座大楼紧密相连，叫做拉斯洛•邬达克，他是赋予大楼独特外形和舒适功能的建筑师。他的上海经历，现在是无数大楼仰望者心中的传奇。

1918年10月，一艘从中国东北驶来的日本轮船，抵达上海码头。20多岁的邬达克，一瘸一拐走在人群中。他是奥匈帝国的伤兵，是哥萨克人的俘虏，是不名一文的“洋瘪三”。

29年后的1947年，他带着家人搭乘“波尔克总统号”轮船离开上海，行李中装着两样笨重的东西——一张绘图桌和一扇木门。而无法带走的，是他在上海留下的上百幢单体建筑。

在逃亡上海之前，他只学习过建筑设计；在离开上海之后，他基本没有作品问世。很多人奇怪，这个连国籍都有争议的人，为什么能在上海如此成功。

或许，邬达克脆弱的边缘人身份，使他更注意沟通，而他兼容并蓄的建筑理念，比傲慢的外滩建筑，更受华人业主的欢迎。

现在较权威的说法，邬达克是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有人玩笑道，他是“斯裔匈籍旅沪建筑师”。其实，完全可以说得更直白，他就是一个“上海人”。只有上海，才让这个身份存疑的人有了施展空间，因为上海从来都是英雄不问出处。

大楼里面

我觉得，仰望者们除了想看大楼背后的人，还会把目光投向大楼里面的人。

1924年，这幢大楼正式落成，因为投资者万国储蓄会的法商背景，起名“诺曼底公寓”。当时入住的以法国侨民为主，也包括一些欧美商人。

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英文《中国行名录》中称，诺曼底公寓的63户户主中，有嘉第火油物业公司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罗办臣央行老板以及西门子公司经理等。

大楼建成的最初十年里，是完全排斥华人入住的。当然，大楼里华人不少，他们都是仆人、司机等。

直到1936年后，个别跟法租界有公务或商务关系的华人，开始可以入住。

1941年，在“归还租界”的大背景下，大楼里又住进了一批华人。抗战胜利后，大楼被孔祥熙次女孔令俊买下，她本人也住了进去。

1949年后，大楼产权收归国有，搬进了众多南下干部、文化界人士和行政人员等。

建筑里，只有住进了人，才有了灵魂。对一幢地标大楼的阅读，如果只停留在外形研究和建筑师介绍，而不触及里面的住户，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有详细档案资料可考的，基本上都是1949年后搬入的。越往前，住户们的面目越模糊，行迹越朦胧。因此，虚构成为一种必然选项。以小说笔法，记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诺曼底公寓里的风烟往事，或许也是献给这幢百年大楼的微薄寿礼。

我始终相信，诺曼底公寓里发生的故事，一定比建筑本身更精彩。

大楼上面

如果我也在大楼下面，我的目光不会只盯着大楼本身，会把视线慢慢抬高，直至越过顶楼傲然而立的“船长室”，看着大楼上空蔚蓝的天空和流动的浮云。我觉得，这是仰望的最高境界。

一幢百年建筑，是向现实、历史和人们的所思所想开放的。悠悠沧桑中，一切人与事，都是流动的浮云。沧桑看云，便是回望历史的诗意与不堪，回首命运的悲喜与跌宕。

小说《诺曼底公寓》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时代背景，以法租界内的诺曼底公寓为舞台，以公寓小看门人周鼎的成长经历为主线，用文学方式去想象和描摹这幢著名建筑的前世今生，刻画了一组中外人物的悲欢离合。

他们中，有白手起家的富商、有古板固执的船公司经理、有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有迷人的法国美女、有性情迥异的异国姐妹、有市侩善变的电梯工人、有粗鲁狡诈的租界巡捕……

这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虚构故事，是诺曼底公寓的爱恨情仇，是昔日法租界的市井百态，也是老上海的生命协奏。记叙大楼里的人，是记叙大楼曾经的往昔，记叙那个时代共同经历的历史，也是记叙这座城市不被忘却的记忆。

当我写完这部小说，不自禁地想起，曾同窗的“小猴子”，已经走散了40多年；想起曾落魄而来的邬达克，已经离开上海70多年；想起大楼里的住户们，已经进进出出了近100年。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大楼赋予了生命。我固执地相信，不仅他们是鲜活的，小说中那些虚构人物，也是真实的，他们肯定来过。

因为这是上海，一座比虚构更神奇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