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新闻中，记者隐藏在报道背后，尽可能陈述事实，报道客观。而新新闻主义的主观性很强，因而受到媒体记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形式违背了新闻伦理。

新新闻主义虽然昙花一现，但业界和读者开始接受这种“讲好故事”的新闻报道，特稿逐渐被新闻界认可。1979年，《巴尔迪摩太阳晚报》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纪实文章《凯利太太的妖怪》，将一场脑科手术的每一个细节都完整记录下来，像摄像机一样帮读者看到手术全程。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无法将这篇报道归于任何一类已有的奖项，为此专门增设特稿写作奖［2］，此后，普利策特稿奖成为新闻界最具魅力的奖项之一。

普利策特稿奖对其获奖作品的评奖条件表述得很清晰：“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获奖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高度的文学品质和原创性。”［3］但特稿写作的文学化不是去破坏新闻事实的真相。对于新闻来说，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追寻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4］文学化只是新闻表达的手段，挖掘真相、展示真相是特稿不可逾越的底线。

20世纪90年代，特稿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新闻报道文体只有消息、通讯、报告文学，并没有特稿一说。1995年，《中国青年报》开辟《冰点》特稿专栏，最早开始特稿尝试。1996年《华西都市报》成立特稿部。1998年，《南方周末》创办“记者观察”版［5］，开始特稿尝试。

（一）新华社特稿

笔者考察了2020年4月13日至11月17日新华网标注“特稿”的15篇报道，内容涉及时政、社会、民生、科技、健康和人物。在内容取向上分为两类：一是类似通稿的特别报道，二是长篇通讯。重大时政题材往往采用通稿形式进行特别报道，比如《特稿：“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和打破僵局的解方》，主要是对政治会议的内容概述和观点阐明，没有人物引语和细节描写，报道中作者立场显而易见。

从以上5篇新华社特稿的标题及分类可以看出：

新华社类似通稿的“特别报道”几乎都是时政题材，立意高远，内容兼具时间广度和思想深度，善于反映全球问题，聚焦社会发展，语言简短有力。例如，《百年变局中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力量》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反思75年间的世界发展和变局，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报道语言多为概述性，事件和数据罗列详细，并有明显的政论文章特点。

笔者采访了新华社编辑Z［6］，他表示，新华社特稿通常是在通稿之外更有深度、更细节化的报道。

新华社还有另一类特稿，题材不拘泥于时政，涉及社会民生和科技健康。这类特稿带有明显的通讯式写作特点。以下是10篇长篇通讯的标题及分类：

以《斩黑暴、御外扰——国家安全基石护佑“东方之珠”光明未来》为例，该文用香港暴乱场景为素材，立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视角，揭示香港社会的未来与国家同命运。整篇报道段落很多，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新闻跳笔的写作笔法加快叙事节奏，增强报道可读性。

（二）财新特稿

1998年，胡舒立创办《财经》，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7］，报道对象是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这个封面特稿，是一个典型的调查报道，其“特稿”二字，所指并非受新新闻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特稿”，更接近于“特别报道”。

2009年，胡舒立创办财新传媒。财新特稿通常都是深度报道，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事实本相，引述各方立场和观点，给出逻辑框架，让受众在全面理解事实的基础上自行做出判断。

笔者考察了2020年1月17日至3月13日财新网标注“特稿”的20篇报道［8］，内容涉及科技、民生、健康、要闻、消费等，这些特稿均为“深度报道”，篇幅较长，报道较深入，但与普利策奖对特稿的理解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报道的故事性不强，偏向传统新闻写作，文学性描写不足。以下是20篇报道标题和分类：

财新特稿在内容取向上分为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报道。解释性报道从标题就可以辨认出，一般标题包含“为什么这样”之义。解释性报道不仅把重要事实告诉读者，更将事件背景、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用客观详尽的分析解释读者的疑惑。例如《孙杨药检案仲裁书公布 长达78页解开八大疑问》就是典型的解释性报道［9］。

调查报道是财新传媒的一大特色。调查报道一般是对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件或现象进行深度报道。财新调查报道聚焦经济、民生和环境，尤其关注全国性的“大问题”。例如《全国航空退票271亿元 旅客没收到钱谁该负责？》，从宏观的民航酒旅行业的退款危机，到中观的各部门救急举措，再到微观的旅客个人权益，聚焦“谁负责把钱退还给旅客”。

笔者采访了财新传媒编辑H［10］，她认为特稿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特别重要”，读者必须要读，有时候是调查报道，有时候是采访到重要的人，有时候是话题非常具有关注度。特稿和深度报道在实践中界限模糊。有些调查报道，比如反贪报道，很多情况是按特稿来处理的。根据她的理解，财新特稿不是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带有文学色彩的特稿写作，而是重要的深度报道，包括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报道。

（三）南方周末特稿

南方周末在2003年推出特稿栏目，在此后的三年里，陆续推出一系列经典特稿作品，2012年出版的《南方周末特稿手册》［11］系统地总结了南方周末的特稿实践。2018年，南方周末最后一任特稿编辑走后，就不再有固定的特稿栏目［12］。不过，南方周末偶尔还会出现特稿类的报道，例如疫情期间发表的《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从标题看，“九百万种心碎”是一种文学式的表达，是一种夸张的非事实性描述，并不是新闻式语言。

笔者考察了2020年南方周末网站上的5篇特稿［13］，其内容聚焦社会和人物，篇幅较长，人物刻画细腻，场景化写作特征明显。南方周末的特稿风格比较符合普利策新闻奖对特稿写作的定义，可读性较强，以下是5篇特稿的标题及分类：

南方周末特稿的标准是用文学的语言去描述有深度的内容。特稿选题基本分为四类：人物类、人群类、话题类、事件类。选题原则是“戏剧性高度集中”，即特稿首先得是个好故事。戏剧性意味着冲突，作者主动寻求时间、空间、人物等多个角度最大限度的集中，通过文学化的手段，将复杂矛盾的世界在最小面积内简单而易读地呈现［14］。这种写作手法非常类似文学的写作手法，比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创作《人类群星闪耀时》，就使用了“戏剧性高度集中”的写作手法，将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聚焦于冲突最激烈的一刻或一瞬间。

南方周末特稿具备“故事化叙述”和“场景化写作”的文学特点。故事化叙述意味着特稿作者将多种叙述方法结合，制造悬念和冲突，集中展现事件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表现为情节的非常态和不同维度的冲突，如人与人的外在冲突，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冲突，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例如，《张玉环：从凶手到无罪，被迫缺席的27年》采用倒叙、平叙结合的叙述方法，开头从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和家人团聚写起，之后按照时间顺序写他的遭遇。其中，张玉环入狱后的日子和家人生活轨迹改变两部分采用平叙，主人公和家人的双线叙事既展现主题深度，又刻画了细节。整体叙事形成闭环，显得逻辑清晰且完整。另外，张玉环对当下社会发展的后知后觉、张玉环内心对案件不满和外在自杀行径的冲突……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内心与外在的冲突在特稿中都可以找到。多元的叙述方法和不同层次的冲突赋予了南方周末特稿故事化叙述的文学特点。

场景化写作是南方周末特稿区别于上文提及的其他两家媒体特稿的重要特点。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指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大致相等被称作“场景”。场景由人物对话和细节描写组成，场景写作的语言通常包含作者的个人风格。阅读南方周末特稿，可以看到多元叙事视角，人物对话、细节刻画。

南方周末特稿作者李海鹏认为，传统新闻的采访和写作是词典式的，准确、简洁，信息既不会溢出也无机会深入［15］。特稿则是更好看的新闻、更深入的新闻，有能力把人物放置到语境之中。南方周末前首席记者南香红认为，特稿需要借助文学和小说的手法，表达方式有两个指标：对事实最大限度的准确传达，对事实最大限度的精彩传达［16］。笔者采访了南方周末前编辑N［17］，他认为，财新传媒在报道中擅长挖掘新闻事件的深度，拿捏报道的尺度，但在文字的美感上，无论切入角度、谋篇布局还是锻字造句，都不能称为特稿，确切地说是深度报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都称为“特稿”，但是新华社、财新传媒、南方周末的特稿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特稿”最初是feature story的翻译，在英语中，feature一词有着多种含义，feature story因普利策奖而固定下来，形成相对具体的含义，即普利策奖对feature story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