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同时，她也是第一个单独获得该奖、而不是与人共同提名获奖的女性。戈尔丁的研究领域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等，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随着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女性在劳动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看到了性别差异研究这一领域。在也人最近出版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中，德国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国际劳动性别分工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值得一提的是，米斯在书中首次提出“家庭主妇化”概念，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隐形的女性劳动，促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里程碑式的合流。
今天分享本书中的部分内容，一起看看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女性的劳动（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的劳动）是如何被遮蔽的，又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
国际资本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的女性
所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即以半导体和微处理器的发展为基础的计算机“革命”，主要是通过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迁往东南亚，以及对亚洲女性的过度剥削而实现的，这些女性在这些电子工业中充当了80% 的劳动力（Grossman，1979；Fröbel et al.，1980）。
这个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产生了如下后果：
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失业率上升。由于许多搬迁的工厂，如纺织业和电子业的工厂主要雇用女性，这种失业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
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富国的消费品生产地，而富国则日益成为单纯的消费地。现在，生产和消费被世界市场分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生产使其大部分劳动时间、原材料、技能和技术发展面向富国市场的需求，而不是面向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需求。
工业化国家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市场需求日益饱和，因此，第三世界的工人越来越多地被迫为富国生产奢侈品（例如鲜花、手工艺品、高档食品和水果、娱乐设备等），或者为军事装备和其他诸如微处理器的高科技产品生产零部件。
这些商品是在工资水平极低的国家生产的，因此它们可以在富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售，这样它们就可以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前是少数精英的绝对奢侈品的物品（例如兰花），现在普通工人也可以全年以低价购买。这意味着，尽管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但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保证了富国的大众消费水平，这有助于防止爆发社会动荡。然而，也只有当这些国家能够保持一定水平的大众购买力时，这才有可能实现。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保持这一水平的能力。
只有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策略才能发挥作用：
被迁移的工业、农业企业和其他出口型企业，必须能够在欠发达国家找到最便宜、最温顺、最容易操纵的工人，以便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
这些公司必须动员富裕国家的消费者，购买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所有物品。
在这两项战略中，对女性的动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女性作为家庭主妇被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除了这种常见于分析的融入方式之外，第三世界女性的工作也融入了全球市场经济，这主要发生在四个行业：
大规模制造业。这个部门大多由自由生产区或世界市场工厂内的全球跨国企业拥有。这些行业主要包括电子、纺织品、服装以及玩具等。除了这些核心单元，通常还有许多小规模的辅助单元，要么是小作坊，要么是承包某些生产过程的家庭工厂（参见日本模式）。
各种消费品的小规模制造业。从手工艺品制作、食品加工、服装制造到艺术品生产，这些部门通常被称为“非正规部门”，既存在于城市贫民窟，也存在于农村地区。这个部门的工作通常采取包工制；有时女性也会组成合作企业，以此避免产品销售环节的中间人剥削。这个部门的特点是，女性生产的产品在以往主要用于本社群消费，也就是说它们本来没有交换价值，只有使用价值；但随着这些产品进入外部市场体系，即使女性保持相同的生产形式（例如家庭生产），这些物品还是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也就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近年来人们特意做出了努力，将女性的这一工作领域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被看作第三世界贫困女性创收活动（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的重要战略。
女性工作被纳入世界市场的第三个领域是农业。它包括：a. 大规模的出口经济作物生产（例如草莓、花卉、蔬菜）。b. 女性在种植园（茶叶、咖啡）的工作。c. 女性在一些独立或依合同生产的农民小型组织中，从事无偿的“家庭劳动”工作。d. 女性在出口导向的合作企业中，从事无偿的“家庭劳动”工作。e. 女性在商业性的农业生产（大米、糖）中做临时工。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在这种新战略的影响下，劳动的性别分工发生了变化，男人可以获得金钱、新技能、技术、雇佣劳动和生产性财产。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非洲），女性仍然在生计生产中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她们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受扶养人”，也就是家庭主妇。
近年来，女性在第四个领域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旅游业和性产业中，女性（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女性）为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男子服务。
电影《甘古拜·卡蒂娅瓦迪》剧照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与上述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劳动性别分工的运作之间，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尽管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很有意义，但我认为，就这项研究的目的而言，分析几个典型的案例就足够了。“发展”对第三世界的女性有哪些影响？得益于近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能够确定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趋势。但是，在我讨论这些更具体的例子之前，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在突然间，女性，而且是第三世界的贫困女性，被国际资本重新发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们在殖民主义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被发现过了。）如果人们相信在20世纪70 年代，特别是在1975 年墨西哥国际妇女大会之后发表的许多关于需要“将妇女纳入发展”的官方声明，人们可能就会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内核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从16 世纪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对女性的冷嘲热讽，那么对于今天殖民地女性所获得的关注，我们就必须追究几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为什么是女性？
我提出以下几个论点，指导我们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况相反，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最佳劳动力。虽然情况一直如此，但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这一事实被公开地纳入国家和国际规划者的经济战略当中了。
女性是最佳劳动力，因为她们现在被普遍定义为“家庭主妇”，而不是工人。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使用价值方面还是在商品生产方面，她们的工作都被掩盖了。这些工作不属于“自由雇佣劳动”，而是被定义为“创收活动”，因此女性劳动力的价格要远低于男性劳动力。
此外，通过将女性普遍定义为家庭主妇，不仅有可能使她们的劳动变得廉价，而且有可能控制她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家庭主妇是原子化和孤立的，她们的工作组织形态使她们很难意识到共同利益和整个生产过程。她们的视野仍然受到家庭的限制。对于这些家庭主妇化的女性，工会也不怎么关注。
由于对女性的兴趣，特别是对作为最佳劳动力的殖民地女性的兴趣，我们并没有去观察“自由”无产者作为典型劳动者的一般趋势，而是去观察被边缘化、家庭主妇化、不自由的劳动者，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这种趋势的基础是劳动性别分工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日益趋同；男性被定义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女性被定义为非自由的家庭主妇，进而形成了男女之间的分工。与此同时，在生产者（主要在殖民地和乡村）和消费者（主要在富裕国家或城市）之间，也形成了劳动分工。在这种劳动分工当中，同样存在女性之间的划分——殖民地女性主要承担生产者的角色，西方国家的女性主要承担消费者的角色。
西方超市中的商品过剩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作与工人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生产力”本身就是对殖民地，特别是对那里的女性，进行剥削和过度剥削的产物。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如果我们问，是谁构成了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那么后面这点就尤其正确。对于女性工作的广泛领域（例如“非正规部门”），虽然我们没有涵盖全部的统计数据，但仍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当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是由女性完成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哥本哈根，1980）。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自由生产区，超过70%的劳动力是女性。正如弗勒贝尔和他的同事们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是14岁至24岁的年轻女性。她们在装配线上从事实际的生产过程，而这些行业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大多是监督员（Pröbel et al.，1977：529–530）。
如果把在自由生产区工作的年轻女性人数，加上那些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企业、非正规部门、家庭工业中工作的女性人数，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为富国的市场生产商品。我们还需要将非洲和亚洲的数亿女性包括在内，她们从事大部分的农业艰苦工作，其中既包括维持生计的工作，也包括经济作物的生产，当然还包括种植园中的活计。
但是对国际资本而言，是什么让第三世界的女性在工人身份方面比男性更有吸引力呢？雷切尔·格罗斯曼（Rachael Grossman） 和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南亚和东南亚的女性被认为是最温顺的、最易操纵的劳动力，而且她们还显示出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1979）。大多数想要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政府都会为这些低薪女性的“心灵手巧”打广告，这很有吸引力。下面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广告：
东方女性的手工灵活性举世闻名。她们的手小巧玲珑，工作时小心翼翼。因此，在天性和遗传特征上，若论为台式装配生产线的效率做贡献，有谁能比东方女孩更有资格呢？（Grossman，1979：8）
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在马来西亚的人事官员说：“我们雇用女孩，因为她们没那么有活力，更有纪律性，更好控制。” （Grossman，1979：2）海地第三世界投资局为了吸引德国投资者，发布了一则广告，展示了一位美丽的海地女性，广告上写道：“现在你的马克可以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只需1美元，她就能为你愉快地工作8 小时，她那成百上千的朋友也是如此。”（Pröbel et al.，1977：528 ；译自M. M.） 这类广告中的性别歧视相当明显。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些政府像皮条客一样，把本国的年轻女性提供给外国资本。事实上，卖淫不仅是旅游业的一部分，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商业企业规划的一部分。
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处的“情色环境”，但如果我们想了解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的新兴趣是否建立在系统战略的基础上，那么更仔细地研究国际组织推动的各种项目和方案将大有裨益，这些项目和方案一般都被置于“将妇女纳入发展”的标题之下。
几乎就在将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的同时，全世界也都意识到了“将妇女纳入发展”的必要性。早在1970 年，埃丝特·博瑟鲁普（Esther Boserup ）就已经发现，无论第三世界的国家如何发展，女性都并没有从中受益。1975 年在墨西哥举行联合国妇女大会，各国政府为会议准备的关于女性地位的报告证实了她的发现。人们意识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第一世界的国家中，在政治、就业、教育、健康、法律等各个领域，女性的地位都有所下降。因此，这次会议提出的《世界行动计划》要求各国政府做出重大努力，纠正这个下降的趋势，将妇女纳入发展。此后，联合国组织、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都开始谈论妇女问题，并在工作方案中加入了关于妇女和发展的章节。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男性发展规划者的真正改变吗？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他们一直在遗忘女性，现在他们真的对女性解放感兴趣了吗？他们当时和目前所说的“将妇女纳入发展”又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女性也曾被纳入旧的发展战略。她们作为农场工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的无偿或低薪劳动，也是发展中国家所谓现代化的基础。但这种劳动是无形的，它提供了大量的生存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出现男性的雇佣劳动。它补贴了男性工资（Deere，1976）。但现在的所指已有所转移。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妇女纳入发展”意味着让女性从事一些所谓的创收活动，也就是进入市场导向的生产环节。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应该扩大生计生产，或是应该为了自己努力获得更多的土地控制权，生产更多供应给自己的消费品、更多的食物和衣服等等。这一战略中的收入是指货币收入。只有当女性生产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时，才能产生货币收入。由于第三世界贫困女性的购买力很低，她们必须为有购买力的人生产东西，而这些人生活在所在国家的城市里，或者生活在西方国家。这意味着，“将妇女的工作纳入发展”的战略相当于出口导向或市场导向的生产方式。第三世界的贫穷女性所生产的并不是她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是别人可以购买的东西。
这一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并没有把第三世界的女性定义为工人，而是定义为家庭主妇。她们所做的事情不被定义为工作，而是一种“活动”。将家庭主妇这一意识形态加以普遍化，将核心家庭模式塑造为进步的标志，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女性所做的所有工作定义为补充性工作——无论这些工作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也就可以将她的收入定义为丈夫（所谓的主要“养家糊口者”）的补充性收入。这种家庭主妇化的经济逻辑极大地降低了劳动成本。这就是当前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对女性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